黄淮地区自古就容易叛乱。

秦末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起义，刘邦在沛县（今属江苏徐州）起兵，唐末的黄巢是山东菏泽的私盐商，水浒传的梁山泊是山东省西南的黄河泛滥区（今山东济宁），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原来都是在黄淮地区。

直到中国近现代史时期，黄淮地区更是武装的摇篮。清末的捻军、曾国藩团练的淮军、共产党的豫皖苏边区，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

黄淮地区武德充沛，跟黄河淮河的泛滥有很大关系。这片地区今天是四省交界：豫南、皖北、苏北、鲁西南，都属于经济比较滞后的区域。古代黄河多次决口，这片地区的人们每隔几年都会遭遇大水灾。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

北宋初年，黄河频繁决口。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宋人称为北流，在山东西南形成梁山泊。苏东坡曾任徐州知州，领导军民抗洪，建造“苏堤”。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汴京，河南开封）守将杜充在滑州决开黄河堤防，黄河南流夺淮入海，在江苏北部形成洪泽湖。

历经宋元明清四朝的700多年间，淮河没有自己的入海口，黄河入海口在江苏阜宁。黄河的泥沙，给江苏北部沉积出了大量土地，让海岸线向东海迁移了将近100公里。苏北津浦线以东一直到海边为何无大城市，因为从地理上看，还太年轻。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再次北流，形成今天在渤海入海的大致河道。铜瓦厢，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就是焦裕禄书记奉献治理盐碱地的地方。我一直以为这恶劣的盐碱地，是在西北戈壁滩这种地方，没想到竟然是位于这么中原的地区。兰考就是因为黄河决口泛滥导致的土地盐碱化。

黄河频繁决口导致几乎年年都有水患。而这片地区的地势极度平缓，一旦发生水灾，洪水无法在短时间内退却，土地可能泡在水下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实质上，这已经不能叫土地，而成为湖泊或者沼泽了。且不说土地里的庄稼没有了收成，灾民连自己的家和房屋都被淹没在水下，只能成乡成镇地流离失所。经过好几年，洪水退却，其实是黄河换了一条路淹，土地从水下冒出来，又会吸引其他地方的灾民到此定居，而之前流离失所的灾民一旦返回故乡，就会发现自己的家乡怎么被另外一波灾民占据。

这样的地理带来较低且波动大的农业产量。

淮北地区有一种奇特的“湖田”，这些地方在夏天会变成湖泊，但刚一入秋，湖水退却，这时候播种小麦，在来年初夏收割，这是冬小麦。然后可以轮种大豆，三个月即可成熟，在夏季大雨到来之前可以收获，这就是黄淮地区冬小麦和大豆的轮种，一亩可以收200斤小麦和100斤大豆。湖田每年一泛滥，贫瘠土地的肥力会升高，肥沃土地会被泡坏，土地肥力rebalance。

在一些地势较高、排水较差的旱涝交错地、盐碱地，只能种植一些耐旱涝的作物，比如高粱。高粱成熟期短，6月播种9月收获，跟大豆一样可以抢夏天的时间种植，而且一旦丰收，单产高，一亩能收大几百斤，比种大豆高产得多，可以养活更多人。但是高粱容易死，遭虫灾或者7天以上的内涝，一下就绝收。全村人都得流窜外地以免饿死。高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作物。

据统计，在1939年，皖北有65%的耕地种植了冬小麦，51%种了大豆，25%种了高粱。这个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比例大致如此。

这种生产的粮食亩产较长江下游和粤闽更低，每平方米承载的人口更少。根据地方志，在汉朝和北魏的古代，徐州还有成熟的灌溉系统，得以大量种植水稻，曾经也能达到苏锡常的水准。而随着几百年灌溉系统的破败，淮河流域成为南方水稻产区和北方小麦产区的分界线了。

这导致人们采取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

首先，不修水利，不做长期的农业土地培养。地理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对黄淮人民来说，“沧海桑田”也许每一年都在发生。在天灾面前，人们的努力渺小而徒劳，不重视锄草灌溉，缺乏长期主义的主动性。

淮北地方志中充斥着当地民总懒惰和听天由命的记载。《鹿邑县志》（今河南周口）：“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旱涝，皆听之于天。境内旧有沟渠百数十道，皆道积潦归于川者。近多湮塞，或犁为田。每值盛夏，雨集下隰，半为泽国，自拯无术，有束手嗟叹而已。高壤易旱，掘地丈许可以得泉，然语以灌溉之利，亦率惮于图始，无肯为者。”

[光绪]《鹿邑县志》卷九

美国学者裴宜理指出，黄淮地区农民这种不愿意干预自然环境的心态，与中国南方那些比较富裕地区的农民形成了强烈对比。南方的农民增加劳动力、水利、肥料的投入，精耕细作，带来作物产量的提升和更丰富的商业市场。

虽然黄淮农民畏惧自然，不敢与之抗争，在农业和经济生产领域采取保守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面对其他社会团体时，完全是一种凶猛野蛮的画面。

黄淮农民善于流动，经常性的自然灾害，会导致整村整村农民的迁徙，或到无人荒地开荒，或到其他地区乞食，或到其他地区掠夺，或到大城市打工。大批民众周期性的流动造成社会断层，政府难以进行严密控制。

无财产的灾民发展成土匪，有财产的村民形成会门进行自卫，这些土匪和会门都成为地方上抵抗中央的武装力量，成为叛乱的来源。

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好汉、太平天国时期的捻军，属于土匪；清末的义和团和民国时期的红枪会，就是会门。清末的乡团/团练则是官方化的机构，对于土匪更多的是镇压，但官方对待会门，则是时而扶持时而打压。

李鸿章、曾国藩的洋务集团，就是在清末剿灭土匪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沈葆桢《复奏洋务事宜疏》：“髮捻事起，各省無不捨兵而募勇。”髮，指的就是太平天国（1851-1864），因其反抗清朝“剃发易服”政策、蓄发而被称为“长毛”或“髮贼”。捻，指的就是黄淮地区的捻军（1853-1968），全盛时期，在1865年在山东菏泽（鲁西南，还是这片黄淮泛区）把清朝大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野战军给灭了。僧格林沁是清朝最后一位满、蒙出身的军事统帅，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大沽口之战取得短暂胜利，1960年在通州八里桥之战惨败，导致蒙古骑兵精锐尽失于于英法联军的火枪之下，随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捻军在1865年把最后的清廷蒙古骑兵野战军彻底消灭，使得慈禧太后军事上只能依靠湘军的曾国藩、淮军的李鸿章等人了。

先以捻匪为例，说明土匪的情况。

1850年开始，黄淮地区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成为土匪，被成为捻党。捻党之所以叫捻党，源于早期成员“捏纸捻”的习俗，他们用捏好的纸捻作法、驱邪、募捐香油钱，后来发展成武装劫掠。

捻党起初只是寻常游手好闲的古惑仔，酗酒赌博打架抢劫勒索，也常常做贩卖私盐的生意，以两淮盐区和长芦盐区交界的雉河集为中心，往来于四省交界。捻党的收益来自于抢劫往来商人、从私盐商收保护费、袭击村落抢劫粮食、绑架收取赎金等。一开始捻党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之后慢慢成为更严密的军事组织，称为捻军，各地的捻军也是各自为战，甚至捻军之间还会火拼仇杀。

1855年，黄河决口，更多灾民加入捻军，进一步的自然灾害促使捻军大团结。各地捻军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以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城）为根据地，制定《行军条例》十九条，组成捻军，建立青、红、黑、白、黄“五行旗军制”，人数达十万，到达高潮。淮河南北，遍地皆捻。

虽然说捻军看起来声势壮大，其中心的雉河集是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沼泽地带，农业产出很低，只能靠掠夺其他地区并出售，捻匪也不是全是年轻人古惑仔，而是成村成家的人，年轻力壮的捻匪外出打架，换成粮食带回给家人，其实在此居住的人们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正常的村落的。这些村民已经失去了他的土地，失去了他的房屋，失去了他的财产，nothing to lose，仅仅靠着生存本能行事。

再说下义和团。

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是这么介绍义和团运动（1899-1901）的。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兴起于山东、直隶一带，是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同时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清政府起初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态度，后转为招抚和利用。义和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存在盲目排外和迷信落后的一面。

当年读书的时候，对义和团有几个疑问一直没有被解答。

第一、义和团领袖是谁，怎么没有一个具体人名，至少得有个团长吧。

第二、既然是扶清灭洋，清政府为什么一开始要镇压？

第三、为什么义和团运动感觉这么孤立？前后只有2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实，义和团的起源是会门。

所谓会门，是以民间秘密宗教为纽带的地方秘密结社，在很多时候会门跟当地地主有深厚的关系，成为自卫性的地方武装组织。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土匪盛行的地区，而政府又没有救灾和维持地方秩序的能力，人们自然会以村落为单位成立自卫型地方武装组织。会门的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村长或者大地主，请人来教武，保卫自己村的财产，而民间习武的教头很多又依靠秘密民间宗教组织作为自己的背书和传播手段，这种秘密民间组织可以上述至元末明初的白莲教。秘密民间宗教组织让信徒喝符水、历经残酷的训练，并相信这样可以让人刀枪不入，获得神力。

所以说，会门跟土匪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会门保护的是有小产者的利益，土匪代表的是最底层的贫民的利益。如果对中学教材的小字有印象，义和拳最早跟洋教的冲突是因为德国的开矿权和铁路冲突，以及传教士的土地侵占。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义和拳是属于有产阶级领导的地方自卫性组织，否则土匪直接抢就行，管他铁路开矿和占地。

但是这种组织并不是清廷官方认可的合法武装力量。清政府支持的叫做团练。当时八旗、蒙古军队严重腐化，战斗力严重不足，于是支持当地绅士训练乡勇，团练拥有了官方盖章的合法地位。团练又称为乡团、地方民团，除了保卫当地治安之外，也承担着政府收税的任务。

但是，政府的苛捐杂税有时并不比土匪更轻。会门不仅防御土匪，经常也反抗中央政府，以抗税为主。所以，中央政府支持的是团练，镇压的是会门。

黄淮地区的会门历史悠久，从白莲教，到清末的义和拳，甚至到民国时期的红枪会，都有一脉相承的特点。意识形态上属于民间宗教迷信，组织上是由各地的独立村庄组织形成，不同村的会门在组织上互不隶属，只有教义是类似的，邻村可能有相同的教头，仅此而已。

这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和团没有统一的领袖，许多成员的身份也不得而知，甚至很难精确估计参与者的总数。

清廷最早采取的是镇压的方式，在官方文件中，也称他们为“拳民”或者“拳乱”。而从义和拳到义和团的变化，关键人物是山东巡抚毓贤。他在1889年在山东为官时，一开始镇压了山东各地大刀会起义。1898年，黄河发大水；1899年、1900年山东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毓贤认为可以把当地这些起义民众利用起来，把怒火引导到洋人和基督教上，明确表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在1899年的奏折中首次使用“义和团”的名称，给了官方的编制，并特意在省城济南设场招纳拳民。毓贤激烈排外，命令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毓贤被革职，发放新疆，1901年，毓贤行至兰州，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对毓贤即行正法。

所以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清政府一开始要镇压“扶清灭洋”的组织，那是因为清政府镇压的是早期的大刀会和义和拳，而从毓贤的扶持成团之后，才出现“扶清灭洋”的口号。

至于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义和团运动只有两年，那是因为义和团运动起于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的奏折，终于1901年毓贤被斩。本质上是清朝的一名政治官员在黄河水旱灾害之下，利用会门反对洋人，试图在清廷赚取政治资本的失败尝试。

如果单看被清廷官方认定为团练性质的运动，就只有这两年了。但如果算是会门，那之前有白莲教、大刀会，之后有红枪会，是延续了更长的在秘密民间宗教下的地方自卫性组织的运动了。

和掠夺性地方武装相比，自卫性地方武装组织一般来说要更decent一些，是乡绅、地主组织的，也是保卫村集体财产的方式。但是自卫型和掠夺性地方武装组织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1925年，娄百循领导的白楼寨红枪会众高达30万人，反抗西北军冯玉祥的横征暴敛。军阀吴佩孚许以娄百循高级军衔，以及红枪会众优惠的免税政策，由此取得娄百循红枪会的帮助，击败了冯玉祥。但好景不长，吴佩孚掌权后迅速翻脸，枪杀了4位红枪会会首，并下令解除红枪会武装，恢复繁重税额。娄百循号召会众拒不缴械，继续抗争，吴佩孚调集大军，摧毁了娄百循所居之村白楼寨。娄百循事先逃脱，但余下五千居民全部丧生，白楼寨被吴军占领。残存的红枪会成员向邻近的睢县泄愤，带着枪炮和云梯包围县城，拒绝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调停和议和，这时占领杞县的军队前来解围。娄百循残部与安徽亳州千余名土匪联合，前往进攻淮阳县城，不得要领时，转而骚扰和掠夺附近村庄，最后民团和军队合力，成功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红枪会和土匪。娄百循一案说明，红枪会如果丢失村寨，也可能像土匪一样成为掠夺者。

无论是土匪还是会门，都是无法成为大规模革命的组织。他们都是地区性组织，其利益诉求都只局限在眼前生计或者当地利益。

捻军可以和太平天国合作攻打清军，但是1866年张乐行率领捻军渡淮河南征，与太平天国并肩作战，就导致了捻军分裂。以蓝旗将领刘饿狼（刘永敬）为首的部分捻军坚持要回淮北，被张乐行等杀死。捻军于是分裂，大部分旗主返回淮北，仍然回老巢当土匪。

会门就是典型的墙头草，说白了，他跟谁合作都可以，都是在利用对方的力量保护当地的利益，而不是真正能认可对方的诉求。从清廷，到民国初期的军阀，到国民党的北伐，甚至到后来的共产党，来了一波又一波。如果政府能够保证这些地方治安和财产安全，会门就会跟政府合作；政府要征收更多的税或者征兵徭役去打其他地区，就触碰了地方利益，会门就会利用外部的力量来反对政府。

面对这样根深蒂固又盘根错节的地方组织，可以说是一盘死局，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是怎么从这些地方组织中发展出来的呢？

中国共产党对黄淮地区的工作是从抗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彼时土匪从生、军阀混战，黄淮地区可以说是中国腹地的边缘地区。

1938年，日军攻陷徐州，蒋介石命令炸毁黄河花园口堤坝，进行焦土政策，试图阻止日军沿淮河北岸进军。该事件造成平汉铁路东侧区域水灾，河南、徽北、苏北因洪灾遇难89300人。这次决口导致黄河改道，引发了1939年水灾和1942年-1943年的旱灾与蝗灾，间接造成了40-90余万人死亡。

又是黄河水灾。

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

一支有经验的共产党工作队从大别山被派过去，加上新四军的配合，农民运动开始获得新的动力，不过国民党仍然控制绝大多数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共产党的实控的淮北边区缩小到津浦线以东的苏北沼泽地区。1944年，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进攻，使得国民党军队从整个黄淮地区撤离，新四军进入淮北，夺回皖西北豫东根据地。

若以1944年日军进攻为界，分为早期和后期，共产党对地方武装组织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早期，共产党采取的是分而治之，利用自卫性组织、打击掠夺性组织的态度。自卫性组织的根基毕竟比较深厚，能有效保护村民免受土匪和官军侵扰，阶级矛盾不够强大。但是这些组织过于讲究地方利益，不经过斗争，难以组织成大规模的革命。可以说，早期这种方式的发展效果是有限的。1942年开始，采取减租减息政策，淮北边区才第一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不过这次行动表面上也还比较温和。以洪泽湖南边的姚营村为例，当地最大的地主姚介青拥有36公顷土地，分别租给11名佃农耕种，并提供工具。佃农付出劳力，获得收成的50%；地主获得收成的50%，也是五五分成。共产党干部发动佃农起来斗争，召开群众斗争会、批斗会，联合起来跟地主谈判，改变交租比例，最终达成65%归佃农，35%归地主。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与其说是在于它所规定的目标，不如说在于它强调了群众的广泛参与。运动是由大批从外地排入淮北地区的共产党干部发动的，挑选关键的村中，找到潜在的积极分子，组成工作小组，调查当地情况，召开群众斗争会，迫使地主、高利贷者遵从新政策。

在后期，共产党的边区政府力量逐步强大，无论是对于自卫性还是掠夺性地方武装力量，都开始打击。1944年开展的”除奸运动“，要求每个村子以五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类似传统的保甲制度，组织内的家庭互相保证他们的同组成员行为良好。共产党干部建立其互保制度后，要求所有人承认一起过去的罪过，为了鼓励其他人承认曾经干过这些勾当，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会进行公开的自我检讨。参与过地方自卫性组织跟贪污、土匪、当过国民党兵并列，也成为罪过的一种。

后期的政策极其成功。到1945年春季淮海战役前，原先依附于宗族、村庄和地方利益的自卫组织，被系统性地拆解、清洗并重编为民兵、自卫队和武装力量，其指挥权、动员权和合法性，全面转移到边区政权手中。淮海战役期间动用了500万人次的民工、100万辆独轮车运送粮食弹药。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在徐州周边、运河、洪泽湖一线，无数民工架浮桥、填壕沟、修便道，很多桥甚至是当天架、当天过、当天拆。

早期政策的效果不佳，和后期政策的巨大成功，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地方性组织都不能依靠，最终还要在当地发展自己的组织？或者换句话说，共产党直接推行后期的政策，是不是他就能获得更早的成功呢？

其实，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事情，但是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成功还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要对社会各阶层和他们的利益诉求做出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的过程不是靠感觉，而是要基于调查，并且采用market sizing的方式测算阶级的人群的大小。这些阶级中，哪些是最终的朋友，哪些是永远的敌人，但有很多中间阶级，是需要阶段性的做朋友，或者阶段性的进行反对。

在早期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力量，先从温和的方式入手，比如减租减息，而不是直接没收土地。虽然减租停息它并不是最终要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是打磨了共产党在各个基层村落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能力，锻炼的一批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工作方法和人才，在1944年国民党溃败之后，成为了后期成功政策的执行落地的基础保障。换句话说，我们要动态地看问题，没有前期的铺垫，那也没有后期的成功。盖楼不能只盖顶，也要从地基一层一层地往上盖。

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策略，可以从《毛泽东选集》中略窥一二。可以详细阅读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和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和贫农）的分析、1933年《怎么分析农村阶级》、1940年《论政策》、1943年《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我们为什么研究叛乱，是因为叛乱作为一种最极端的社会变革，可以引起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一些思考。

首先，社会的变革需要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冲击。这种巨大冲击不需要是史无前例的，而是可以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回响的，正如黄河几百年来反复决口泛滥一样。不需要害怕冲击的到来，更不能简单地兴奋于机会的到来，而是沉着地分析这种底层的变动和逻辑，就可以找到应对的答案。

其次，巨大冲击，一定会带来新的社会秩序洗牌。怎么建立新的秩序，已有的社会群体那些要联合发展那些需要对抗，需要在什么时候联合什么时候对抗，既需要对客观冲击进行分析，还需要对现有的社会群体进行分析，在更大的战线下建立统一力量。

 

参考资料

[1] [美] 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增订本）[M]. 池子华, 刘平,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