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重拾对真相的尊重

(一)

在类似疫情这种公共卫生事件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中美媒体和网民关注点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不管是微信、微博、知乎还是抖音,2月份大部分的“权威声音”来源于钟南山、李兰娟这种医学专家。同时也有大量的科普文章,介绍这个病毒的原理。

普通网友甚至都知道最新的柳叶刀上发布了什么关于病毒的论文,口罩分为哪几种,N95和KN95标准的区别在哪里。而且最值得称道的是,对于网络谣言传播的警惕。那些不严谨的、没有充分调查就发出来的消息,很快会被辟谣的消息所覆盖。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很仔细审核是否符合事实。

有个小事,侧面反映了这种追寻事实刨根问底的舆论大环境。

黄冈市前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唐志红在央视拍摄的一次会议上,说不出黄冈目前有多少住院床位的数字。就单纯因为这个事件,唐志红就触怒了所有中国人民,被火速革职——因为她连事实都没搞清楚,怎么还开展工作?

而反过来,美国的网民显然对这个新型病毒的起源、传播方式、致命率、治疗方式都在知之甚少。

Twitter, Facebook以及各大新闻网站的 headline 上,政治人物的言论和时事评论家的文章占据了95%以上的篇幅和注意力,网友的讨论也集中在类似是否应该强制佩戴口罩这种政策导向的讨论,以及讨论这个事情应该归罪于谁上。一个说错数字的政治人物会有啥后果?啥都没有,因为从上到下都在犯错。

特朗普说可以向人体体内注射消毒剂。这个新闻持续占据网络好多天,不管是攻击特朗普的,还是维护特朗普的。攻击特朗普的说他不懂装懂,是一个很坏的总统;维护特朗普的说他是为了给那些医学专家抽鞭子,让他们更好为美国群众服务,研究治疗方法。

这根本不值得被讨论和关注,这属于泡利所说的 Not even wrong。怎么治疗,听医生的。可以还是不可以,专业医生说一句就盖棺定论了。

热点新闻谁的声音大,听专家的还是听名人的,是最大的区别。

 

(二)

国人充满了对谣言的警惕,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思想。真实的对立面是虚假。事实会被掩盖和扭曲,历史会被书写,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因为普遍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客观决定主观,世界是可知的,真相只有一个。

但是“真相只有一个”的理念在现代西方哲学里却渐渐沦为支流,唯一真相观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哲学。经过休谟、康德、黑格尔对真理为何成为可能的失败探索,而科学取代哲学成为“显学”。为了拯救哲学,亦或者说,与已然成为显学的科学划清界限,要么采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派,将存在的本质引向多样(一花一世界),要么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把哲学问题变成了语言学问题。

但是被简单解读之后,就变成:既然一花一世界,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事实和真相。你看到的对,我看到的也对。没有所谓的唯一客观的事实,只有看问题的角度。甚至,由于你我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看到的事实也会不同。

这种飘忽不定的“真相”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Post-truth。这是2016年《牛津词典》的年度词汇。Truth 变得无关紧要。

 

(三)

Post Truth 其实是一剂慢性毒药。从 Post-truth 推论而出的结论,单独看都似乎挺有道理的,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以下举几个似是而非的例子,看看能否看得出问题:

我们不可能知道事实,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历史并不事实存在过,而是文字的一种游戏。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马未都说:历史没有真相。

新闻报道不是为了传播真相的。同一件事情,被不同的记者报道,会着重于不同的侧面。而这种重点的选择恰恰是反映了记者的立场,所以新闻其实是传播立场的工具,不是传达客观事实的媒介。因为,究竟由谁来定义什么是“客观事实”?如果没人能够定义“客观事实”,那么谈论客观事实就无意义。

新闻并不首要为事实负责,只要忠实展现了它代表的人群的视角,就是好的新闻。在充分竞合的社会里,多种声音充分表达,综合起来展现出全面的视角,这样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而根据这种充分竞合的声音表达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就是最佳的政策制定方式。

公开表达的言论,只要是言说者真心相信其为真(或者言说者并没有确切认为其在说谎或者欺骗),便可以免受反对者批评,其传播也不应受到限制。

以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Bullsh*t。

 

(四)

可能要额外阐述下,以上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为什么是Bullsh*t。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荒谬——没错,历史非常容易被改写,被扭曲。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接受一个被扭曲的历史作为真相的替代品,而是提醒我们,面对被讲述出来的历史,它可能存在其他的面貌。而史学研究,讲究的就是“孤证不立”,永远不满足于相信一种合理的可能性。要跟福尔摩斯侦探调查案件一样,寻找蛛丝马迹印证一件事情的发生,同时处理冲突证据带来的反证。

“同一件事情,被不同的记者报道,会着重于不同的侧面”的荒谬——没错,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侧面都是真实的。一个红绿灯,正常人看到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红绿色盲的人看到是一种颜色。我们不能屈服于最懒惰的思考方式,我们不能承认“红和绿是同一种颜色”也是真相的一种。不同事件有不同的侧面,主要是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视角看成理所当然,进而能够更加综合全面地看到问题;而不是用来强化自己的视角,免疫别人的批评。

以上说法否定了人类对于事实的理解能力。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总说某件事情很难,高考很难,考CPA、考司考很难,下围棋很难,做一个研究很难,做一个生意很难——是为了吊起那口气,找到解决这些困难的方式。而不是“因为很难,那就不干了。”

触摸事实和真相很难,那就努力去搞清楚!

 

(五)

立场和观点是廉价的,需要传播的是事实。

网络上有个现象,针对一种言论,比较关注发言人的立场。

就以Twitter的各种网友谣言为例:

特朗普说病毒是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制造的。美国有非常厉害的情报网络,总统肯定知道了很多内幕消息。

比尔盖茨说注射疫苗是好的。注射疫苗能让比尔盖茨赚更多钱,大家别被他骗了,疫苗一定是有害的。

封禁 Huawei, 中国急了。Huawei一定是开了后门,否则中国急什么呢?

批评完外国网友,再批评下国内的网友:

动不动就“屁股歪了”。方方写的日记就是屁股歪了。

B站的《后浪》是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的,也是屁股歪了。

张一鸣没公开地喊 F*ck USA,就是”跪了“。

微软修改了一下授权协议就是为了断供中国。

希望时刻警惕,看到的新闻,究竟是廉价的观点,还是新鲜的事实。

 

(六)

以立场求斗争,则敌人越来越多。以事实求斗争,则盟友越来越多。

无论是多么相似的人和人之间,可以在九件事情上达成一致,在一件事情上意见相左。立场,总能找到相悖的地方。如果因为这一件相左的事情,便把他认为是“敌方”,那无疑朋友圈越来越小,所有人都变成了敌人。

而事实,是人与人唯一可能成为那个共同认同。甚至在事实无法被100%确实把握的情况下,任何人也能在寻找事实的路上共同行走,把探索调查的过程变成共同的经历。

这也是为何我花这么多篇幅,要消解人们通过立场和观点来站队的做法。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要把尽可能多的人拉进朋友圈。

求同存异,自我和他者的共同点只有一种建立的可能,即建立在事实上。

 

(七)

人们认为的世界格局:中美对抗成主题。

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的人口加起来是17.7亿,除了中美两国之外的人口接近60亿人,是中美人口的三倍多。中国加美国,占全球人口不到25%。

中国和美国的领土面积加起来是1900万平方公里,整个地球的陆地面积是1.5亿平方公里。中国加美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看看下图,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两个粉红色块的国家。

诚然,这25%的人口在13%的土地上创造了全世界40%的GDP,确实中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但是,我们扩大统一战线,寻找求同存异的盟友,是不是把目光从中国和美国移开,看看全世界?我们的应对方案,能不能不要只针对美国,也影响下其他60亿人的想法?

这才是张一鸣说的火星视角的本意。

 

(八)

论持久战。

在短期内(指的是十年这种时间跨度内),斗争的天平必然会倾斜向武力强大、科技强大的人。

但是在长期内(指的是百年的时间跨度),对自己真诚,追求真相和事实,实事求是的人,会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科技上取得胜利。

太阳下无新事,历史总是会重复。

反对是需要论证的

(一)

近日,浑水披露的一份匿名的89页做空瑞幸咖啡的报告堪称质疑的典范。这份报告从结论来说,用89页论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废话:瑞幸是不能赚钱的。

但是这个废话是需要论证的。

特别是在瑞幸咖啡已经在美国证监会公布了2019年Q4业绩快报,其中提到瑞幸咖啡的单店已经开始盈利了。瑞幸公司管理层是拥有最多的内部信息,他公布了多个维度的内部信息和分析支持了“瑞信咖啡单店开始盈利”的结论,审计师E&Y没有反对,美国证监会也没有反对。瑞幸咖啡已经完成了他的举证义务。

现在轮到质疑的人完成他的举证义务了。

套用陈铭说的话,你要承担反对方的责任,不是简单的挑刺。反对是需要论证的。

如果只是一个吃瓜群众,只要知道上面这句话,再等等看瑞幸咖啡官方的回应就能继续吃瓜了。但是作为一个被疫情死死按在家里的人,我来拆解了这89页报告,再锻炼下我们论证分析的能力。 继续阅读

按上还是按下?

电梯按钮的困扰

过年回老家,爸妈从楼梯房搬到了电梯房。 妈妈一直困惑于电梯间的按钮要怎么按。她要下楼的时候,如果看到电梯停在一楼,她会按“上”叫电梯上来,结果偶尔进电梯之后,电梯还会继续往楼上走再下楼。直到我跟妈妈解释了电梯按钮正确的使用方法,不用管电梯在哪里,你要上楼就按上,要下楼就按下,妈妈才恍然大悟。

后来我思考了下,电梯按钮本来设计的是站在人的角度“我要干嘛”;而妈妈觉得电梯按钮的设计应该是站在电梯的角度“让电梯干嘛”。要说错嘛,也不能说错。本质上是面对陌生的事物,人的大脑会先入为主地形成这个事物运作的概念模型——“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么一个原理”。当这个猜想的原理和实际运行的方式出现偏差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究竟是人的大脑要适应事物运作的原理,还是事物运作的原理要适应人的大脑呢?物质决定意识,当然是前者啦!且慢,有一群人他们不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设计师——确切地说,是工业设计师。他们研究的就是手里的产品,产品的运作要符合人类最直观的概念模型,否则就不是好的设计。

PPT翻页器:按上还是按下?

上次我做Present播放PPT的时候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当我在台上拿着PPT翻页器想要切换下一页的时候,大屏幕却一直卡在第一页。我向台下的主持人求助,主持人说:按最上面的键才是翻页,你按向下键,是往回翻。

这是我用过的最不合理的PPT翻页器。剩下的时间,我一直陷入往前翻页还是往后翻页的薛定谔状态中。

翻页器一般都有三个按钮,最靠近笔尖的按钮是激光键,还有上下两个方向键,分别表示上翻页和下翻页。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极其自明和自然的,几乎没有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了。我要向下翻页,在电脑键盘上,我按向下的方向键(偶尔也按向右方向键),或者按 Page Down。那么在翻页笔上,自然我也要按向下的方向。

两天后,我读到一本书《设计心理学——日常的设计》,作者也写到了使用翻页器的困扰:

“有一次我在亚洲演讲,我的电脑连接到投影仪,还拿到一个遥控器,这样在演讲时就可以远程遥控要展示的内容。遥控器有两个按钮,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演讲的标题已经显示在屏幕上。当演讲开始后,我所要做的就是向前翻页,展示下一张照片,但当我按下上面的按钮,令人惊讶的是幻灯片回到了标题页,它并没有向前翻页。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感到诧异,对我来说,上面的按钮就意味着向前,底下的按钮就是向后,映射是非常清楚和明显的,如果按钮是肩并肩排列,那么控制可能模棱两可,先按哪个左边还是右边?该控制器使用顶部和底部的按钮,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映射,为什么他的控制方向出乎意料?”

什么?!上面的按钮意味着向前?原来真有人觉得下一页应该按向上键,这是什么脑洞啊,还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心理学教授啊。原来人和人之间的概念模型差异可能这么大,那要产品设计师如何满足人类的概念模型?要满足哪一个?

时间观念:向前还是向后?

时间是什么?终于轮到了这么一个充满哲理的问题。

时间是唯一一个只能往前演进的东西。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时间的流逝像一把飞驰的箭矢,只能往一个方向走。时光倒流只是幻想。时间是所谓的“第四维”,但它不像空间的三维一样,能前进能后退。

我们中国人说展望未来,要向前看;英文也有类似的表达,looking forward看的是未来,hindsight后见之明,指的是看过去的事情。康德甚至说时间是先验的。时间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人类感性直观的纯粹,是先天世界给予人类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望远镜——时间,只是人类收纳事件的一个盒子。因为是先天的,对于人类来说,时间只能是奔流向前的。

然而,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群人,对时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解,那就是非洲人。

非洲人从不用钟表去度量抽象的时间,而是去“生活”时间,并根据具体的事件来记述或表达时间。非洲人的时间并不是收纳事件的盒子,而是一件件事情的发生,定义了事件。在非洲人的字典里,表示时间的词有:Sasha(现在)、Zamani(过往),但是没有将来。喀麦隆学者让·戈德弗鲁瓦·比迪马说,时间就是过去或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有涉及将来的、未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都属于一个“虚无的时间”。

所以很有趣的是,当非洲人说,“向前看”的时候,其实他们看的是过去。因为他们站在“现在”这个节点,面朝的是过去,事件一件一件地发生,在自己眼前展开,离自己最近的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参考资料:
[1] 张宏明. 非洲传统时间观念[J]. 西亚非洲, 2004(6):39-44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零关税,美国和欧洲还是站在了一起。

西方人从几十年前就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句话最早出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芈氏楚国虽然当时已经是大国,但是传统的中原国家还是觉得楚国是蛮夷的国家。鲁成公想要跟楚国修好,对付隔壁的晋国,结果鲁国的大臣们纷纷跳出来反对,说的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岂肯字我乎!”

一回头,齐国的管仲就对楚国发动了贸易战。

管仲先是派了一堆商人去楚国求购鹿,本来鹿就是野生动物,无法像牛马猪一样被驯化,就是猎人对鹿有兴趣,拿来卖鹿肉的,一头也很便宜。

结果齐国的商人一来,高价收购野生鹿。好家伙,鹿价马上飞涨。楚国的人看到有利可图,都纷纷放下农活去抓鹿了,没过一年农活就荒废了,粮食也没多少了。

此时管仲命令各中原诸侯国停止与楚国的通商,再派兵压境。楚国国内鹿的供应过剩无法输出,粮食又买不到,楚军饿得肚皮贴后背,毫无战斗力。楚王只能屈辱地割地。

只是直肠子的美国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明确地说了:穆斯林和儒家的人,是我们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这不是打打嘴炮的美国出租车司机这么认为,而是哈佛的教授、白宫的政客这么讲,正式写进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期刊和文书。

那个时候还是90年代初。前苏联的威胁消失了,中国还在总设计师的带领下韬光养晦,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人还是和平友好地共处。这都没关系,鲍威尔还可以在安理会上拿出他招牌式的洗衣粉。

有人说,你看叫你不韬光养晦,这下贸易战了吧。

有人说,你看叫你不遵守国际规则,这下贸易战了吧。

有人说,你看叫你错估了西方打贸易战的决心,这下真的贸易战了吧。

其实这些都没用,韬光养晦也好,遵守“国际规则”也好,冲突迟早要发生的。

要认请现实,不要对国际关系还抱有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的幻想,说的好像有闷声发大财的可能性似的。

除非你跟非洲一样,一直把发展的潜力珍藏起来。

说到日本,别忘了日本鼎盛的80年代。

1985年,广场协定推高日元升值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1987年,东芝因为向苏联销售高科技国防技术被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反日倾向升级。甚至著名的美国爵士乐队手说,“日本人都不懂爵士乐……反正来听我音乐会的听众就是这样,个个满脸对着‘这帮家伙究竟在搞什么’的表情呆呆地盯着我们看,噼噼啪啪地拍完手,就回去了”。不过日本倒是已经忍过了这个阶段,获得了正统集团的接纳。

还好现在跟儒家打的是贸易战,要不就像跟穆斯林一样是真的战争了。

厄齐尔因为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了一次影,被迫退出德国国家队。厄齐尔没有被人直接暗杀,足以体现“足球是和平的象征”了。

当然有些话只能自己人关起门来说说。

商业这件事情,虽然说是无利不起早,但是很多时候也跟结婚一样,要两个人看对眼了才行,经济利益有时候也买不来商业伙伴的。做生意这事情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生意本来就是做不成的。既不能强求,也不是谈逻辑对错。就算我的产品这么好,价格这么优惠,这个生意也没有一定要做成的道理。

然而打开门,商务部还是要苦口婆心地为美国广大的农民的福祉着想的。毕竟我们还有一句古话,买卖不成仁义在,伸手不打笑脸人。

今天高通收购恩智浦黄了。笑脸人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没有表态,误了高通跟恩智浦签的SPA的Long Stop Date。商务部辟谣,这事情可不关我事,也跟贸易摩擦无关。高通可以给恩智浦交个20亿美元的违约金,然后握握手,体会下买卖不成仁义在的精神。

毕竟大部分的生意本来就是做不成的嘛。

不期而遇

相隔1200公里的两地,穿越山川隧道,跨过河流桥梁,北方的夏天也是绿油油的,甚至粘乎乎的。这个以干燥和雾霾出名的城市,用上海的方式迎接了我。连续几天的时雨时歇,洗净了空气中的浮尘,反倒让我无所适从起来。

靠在车窗上,只记得撸串的情景。吃烧烤是住宿学生的特权,不管是住家或者是成家后,和朋友吃烧烤成了一种奢侈品。烧烤不能是一串一串点的,一手一把,一把几十串,握在手里像火把一样,肉滋滋地冒着油星,放纵的罪恶。

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自己笑得不停,然而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烧烤,认真地研究怎么把它从木棍上干净地分离下来,好像我在说给那些羊在听。羊听完就跑到我肚子里,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这样我就算不用讲它也能知道了。讲得累了,直接躺下眯着就好了。境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反而若是刻意安排的相遇,难免在见面的时候觉得过于用力。用力地对视,用力地抓住注意力,用力地感受到自己的用力。时间,地点,方式都按照计划定好了,那就是开会了。脱轨之后的相撞才是相逢,相逢之后也不要再想下一次,如此便刚刚好。

马路上有奇奇怪怪的人,连马路本身也奇奇怪怪的。这条四车道大马路的中心隔离栏竟然延伸到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也就是说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用一种跨栏的姿势冲过去,虽然说99秒的时间足够让人尝试不同的跨栏动作。而酒店也在一个居民区里面,要穿过一个像干休所一样的大院才能看到酒店的正门,进了大院才发现大院是共享单车的停车场。除了摩拜和ofo之外,还有便利蜂单车。便利蜂这个无人零售公司,做出来的共享单车也感觉是要去买菜的。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巨大的前车筐。这么说还不能准确描述出这个巨大,应该说它的前车轴就是个大筐,骑车的时候就是抓着前车筐左右两侧的小凸起来控制方向的。

反倒是地铁充满了熟悉感觉。北京、上海、成都的地铁车辆和车站的设计者都默契地采用了同一种风格,让人安心玩手机也不会觉得有抽离感。缺点是玩着玩着就坐过站。坐过站其实也无所谓,我经常地铁坐过站。最夸张的一次是在静安寺上了2号线,往广兰路方向坐。上了车困得不行了倒头就睡了。结果醒来的时候,听到地铁播音报站:本车开往广兰路方向,下一站是静安寺。乖乖,开了半天怎么地铁反而到了上一个站呢,鬼知道我睡过去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智识分子:实用的理工科世界观

今日入了同人于野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这已经是一本老书了,2014年出版的。没错,2014年的书已经变成老书了。同人于野本身的职业是物理学博士,但是这篇文章确实在讲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现象。同人于野的文读起来是很快的,但是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因为阅读和思考的关系,观点会在脑袋里沉淀下来,但是单纯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以落成完整的文章,这个过程类似学术论文的产生,在有一个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还要做扎实的研究和调查,确保引用的故事并非编造。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要远远超过把字码出来的功夫。

我总是会从前言和序开始读,而这本书的序完全可以作为正文的第零章节。序文提到,世界的现象越来越复杂,理论很多,对事物的解释程度和预测准确度缺不见提高。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好多理论看似正确却又常常在现实中被证否,也有相互的矛盾的理论可以同时存在。

尤其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相比,还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各个理论之间相互打架,互相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对金融产品价格的预测,可以用capm模型、相对估值法、无风险套利模型……每个模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个对了,还是哪个错了,还是都错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专家们对于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比如,他在苏联尚为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再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材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泰特洛克定义了两类思维方式:刺猬和狐狸。刺猬式的思维是只知一件大事且非常深入,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cover“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是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不纠结自己心里已有的大主意。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刺猬就是那种芒格说的“在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眼里,看什么都像钉子”的人。我们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

如何用知道的很多小事来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呢?首先是心态上必须是开放的,不要有绝对化的信念。对任何新的信息都要乐于接受和消化,并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这又说到著名的贝叶斯定理了。我之前中提过一种说法,要有一种数学化的判断力,用的就是贝叶斯定理的思想。用贝叶斯定理来形成对复杂体系的信念,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同人于野也提到了“贝叶斯定理的胆识”,可以理性正确地看待以下的罕见病的阳性诊断:

题目如下,已知一般人群中HIV携带者的比例是0.01%,那么我们在街头随便找了个人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检测结果是HIV阳性。这种血液检测的手段的准确度有99.99%,那么请问,这个人之真的携带HIV的可能性是多大呢?答案:这个人被误诊的可能性有50%。

只有熟悉贝叶斯的思维模式,才能躲开直觉的思维陷阱。深以为然。

他并不是罗列各种理工科思维的工具,而是通过事情来阐述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一章节说到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历来是作为诸葛亮有智有谋的正面典型。但是分析了辩论的技术之后,发现他并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沙盘推演不同可能性,分析利弊,再说服东吴联蜀抗曹的。相反,诸葛亮在群嘲中处处占上风,目的是为了从气势上压过多方一头。文人这种玩法,就如同两军列阵的时候先派几个斥候先对决一番,重要的不是死伤多少,而是面子。最终诸葛亮显然未能取得东吴群儒的认同,反而拉了仇恨,无法达到对抗曹操的大业。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无谓的争吵恐怕也都是用了这些辩论的技巧,纯粹为了辩论而辩论。

说着说着,感觉和同人于野的观点越来越多相似的地方。

还是要继续读书,多读书,多多泛读。但是随着现在信息的膨胀,书籍的质素也变得参差不齐。吾生也有涯,而书也越来越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再怎么泛读会越来越迷失。所以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我最近用的方式是用时间换数量,不看上市不满一年的畅销书,只看经过时间检验之后有口皆碑的好书。这样的做法也有很多坏处,一是这样的书往往朝着大部头和完整性奔去,看完一本实在太累了,二是时效性不足,又需要碎片化的阅读来补充。

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反而启发了我下一步可以怎么选“书”——或者严格来说,阅读材料:读会议paper和文摘,读年报/招股说明书,读分析报告,读原始材料。这些材料的共同点,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基于特定的目标,经过认真分析、调研、实验、提炼、反复修改而成的作品。读这些材料,结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以及调研和实验的“事实”。方法论自然无需多言,有目的的实验产生的事实要比单单读各种芜杂的新闻时事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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