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还是按下?

电梯按钮的困扰

过年回老家,爸妈从楼梯房搬到了电梯房。 妈妈一直困惑于电梯间的按钮要怎么按。她要下楼的时候,如果看到电梯停在一楼,她会按“上”叫电梯上来,结果偶尔进电梯之后,电梯还会继续往楼上走再下楼。直到我跟妈妈解释了电梯按钮正确的使用方法,不用管电梯在哪里,你要上楼就按上,要下楼就按下,妈妈才恍然大悟。

后来我思考了下,电梯按钮本来设计的是站在人的角度“我要干嘛”;而妈妈觉得电梯按钮的设计应该是站在电梯的角度“让电梯干嘛”。要说错嘛,也不能说错。本质上是面对陌生的事物,人的大脑会先入为主地形成这个事物运作的概念模型——“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么一个原理”。当这个猜想的原理和实际运行的方式出现偏差的时候,就会闹笑话。

究竟是人的大脑要适应事物运作的原理,还是事物运作的原理要适应人的大脑呢?物质决定意识,当然是前者啦!且慢,有一群人他们不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设计师——确切地说,是工业设计师。他们研究的就是手里的产品,产品的运作要符合人类最直观的概念模型,否则就不是好的设计。

PPT翻页器:按上还是按下?

上次我做Present播放PPT的时候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当我在台上拿着PPT翻页器想要切换下一页的时候,大屏幕却一直卡在第一页。我向台下的主持人求助,主持人说:按最上面的键才是翻页,你按向下键,是往回翻。

这是我用过的最不合理的PPT翻页器。剩下的时间,我一直陷入往前翻页还是往后翻页的薛定谔状态中。

翻页器一般都有三个按钮,最靠近笔尖的按钮是激光键,还有上下两个方向键,分别表示上翻页和下翻页。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极其自明和自然的,几乎没有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了。我要向下翻页,在电脑键盘上,我按向下的方向键(偶尔也按向右方向键),或者按 Page Down。那么在翻页笔上,自然我也要按向下的方向。

两天后,我读到一本书《设计心理学——日常的设计》,作者也写到了使用翻页器的困扰:

“有一次我在亚洲演讲,我的电脑连接到投影仪,还拿到一个遥控器,这样在演讲时就可以远程遥控要展示的内容。遥控器有两个按钮,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演讲的标题已经显示在屏幕上。当演讲开始后,我所要做的就是向前翻页,展示下一张照片,但当我按下上面的按钮,令人惊讶的是幻灯片回到了标题页,它并没有向前翻页。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感到诧异,对我来说,上面的按钮就意味着向前,底下的按钮就是向后,映射是非常清楚和明显的,如果按钮是肩并肩排列,那么控制可能模棱两可,先按哪个左边还是右边?该控制器使用顶部和底部的按钮,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映射,为什么他的控制方向出乎意料?”

什么?!上面的按钮意味着向前?原来真有人觉得下一页应该按向上键,这是什么脑洞啊,还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心理学教授啊。原来人和人之间的概念模型差异可能这么大,那要产品设计师如何满足人类的概念模型?要满足哪一个?

时间观念:向前还是向后?

时间是什么?终于轮到了这么一个充满哲理的问题。

时间是唯一一个只能往前演进的东西。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时间的流逝像一把飞驰的箭矢,只能往一个方向走。时光倒流只是幻想。时间是所谓的“第四维”,但它不像空间的三维一样,能前进能后退。

我们中国人说展望未来,要向前看;英文也有类似的表达,looking forward看的是未来,hindsight后见之明,指的是看过去的事情。康德甚至说时间是先验的。时间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人类感性直观的纯粹,是先天世界给予人类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望远镜——时间,只是人类收纳事件的一个盒子。因为是先天的,对于人类来说,时间只能是奔流向前的。

然而,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群人,对时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解,那就是非洲人。

非洲人从不用钟表去度量抽象的时间,而是去“生活”时间,并根据具体的事件来记述或表达时间。非洲人的时间并不是收纳事件的盒子,而是一件件事情的发生,定义了事件。在非洲人的字典里,表示时间的词有:Sasha(现在)、Zamani(过往),但是没有将来。喀麦隆学者让·戈德弗鲁瓦·比迪马说,时间就是过去或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有涉及将来的、未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都属于一个“虚无的时间”。

所以很有趣的是,当非洲人说,“向前看”的时候,其实他们看的是过去。因为他们站在“现在”这个节点,面朝的是过去,事件一件一件地发生,在自己眼前展开,离自己最近的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参考资料:
[1] 张宏明. 非洲传统时间观念[J]. 西亚非洲, 2004(6):39-44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零关税,美国和欧洲还是站在了一起。

西方人从几十年前就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句话最早出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芈氏楚国虽然当时已经是大国,但是传统的中原国家还是觉得楚国是蛮夷的国家。鲁成公想要跟楚国修好,对付隔壁的晋国,结果鲁国的大臣们纷纷跳出来反对,说的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岂肯字我乎!”

一回头,齐国的管仲就对楚国发动了贸易战。

管仲先是派了一堆商人去楚国求购鹿,本来鹿就是野生动物,无法像牛马猪一样被驯化,就是猎人对鹿有兴趣,拿来卖鹿肉的,一头也很便宜。

结果齐国的商人一来,高价收购野生鹿。好家伙,鹿价马上飞涨。楚国的人看到有利可图,都纷纷放下农活去抓鹿了,没过一年农活就荒废了,粮食也没多少了。

此时管仲命令各中原诸侯国停止与楚国的通商,再派兵压境。楚国国内鹿的供应过剩无法输出,粮食又买不到,楚军饿得肚皮贴后背,毫无战斗力。楚王只能屈辱地割地。

只是直肠子的美国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明确地说了:穆斯林和儒家的人,是我们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这不是打打嘴炮的美国出租车司机这么认为,而是哈佛的教授、白宫的政客这么讲,正式写进了美国政治和外交期刊和文书。

那个时候还是90年代初。前苏联的威胁消失了,中国还在总设计师的带领下韬光养晦,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人还是和平友好地共处。这都没关系,鲍威尔还可以在安理会上拿出他招牌式的洗衣粉。

有人说,你看叫你不韬光养晦,这下贸易战了吧。

有人说,你看叫你不遵守国际规则,这下贸易战了吧。

有人说,你看叫你错估了西方打贸易战的决心,这下真的贸易战了吧。

其实这些都没用,韬光养晦也好,遵守“国际规则”也好,冲突迟早要发生的。

要认请现实,不要对国际关系还抱有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的幻想,说的好像有闷声发大财的可能性似的。

除非你跟非洲一样,一直把发展的潜力珍藏起来。

说到日本,别忘了日本鼎盛的80年代。

1985年,广场协定推高日元升值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1987年,东芝因为向苏联销售高科技国防技术被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反日倾向升级。甚至著名的美国爵士乐队手说,“日本人都不懂爵士乐……反正来听我音乐会的听众就是这样,个个满脸对着‘这帮家伙究竟在搞什么’的表情呆呆地盯着我们看,噼噼啪啪地拍完手,就回去了”。不过日本倒是已经忍过了这个阶段,获得了正统集团的接纳。

还好现在跟儒家打的是贸易战,要不就像跟穆斯林一样是真的战争了。

厄齐尔因为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了一次影,被迫退出德国国家队。厄齐尔没有被人直接暗杀,足以体现“足球是和平的象征”了。

当然有些话只能自己人关起门来说说。

商业这件事情,虽然说是无利不起早,但是很多时候也跟结婚一样,要两个人看对眼了才行,经济利益有时候也买不来商业伙伴的。做生意这事情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生意本来就是做不成的。既不能强求,也不是谈逻辑对错。就算我的产品这么好,价格这么优惠,这个生意也没有一定要做成的道理。

然而打开门,商务部还是要苦口婆心地为美国广大的农民的福祉着想的。毕竟我们还有一句古话,买卖不成仁义在,伸手不打笑脸人。

今天高通收购恩智浦黄了。笑脸人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没有表态,误了高通跟恩智浦签的SPA的Long Stop Date。商务部辟谣,这事情可不关我事,也跟贸易摩擦无关。高通可以给恩智浦交个20亿美元的违约金,然后握握手,体会下买卖不成仁义在的精神。

毕竟大部分的生意本来就是做不成的嘛。

不期而遇

相隔1200公里的两地,穿越山川隧道,跨过河流桥梁,北方的夏天也是绿油油的,甚至粘乎乎的。这个以干燥和雾霾出名的城市,用上海的方式迎接了我。连续几天的时雨时歇,洗净了空气中的浮尘,反倒让我无所适从起来。

靠在车窗上,只记得撸串的情景。吃烧烤是住宿学生的特权,不管是住家或者是成家后,和朋友吃烧烤成了一种奢侈品。烧烤不能是一串一串点的,一手一把,一把几十串,握在手里像火把一样,肉滋滋地冒着油星,放纵的罪恶。

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自己笑得不停,然而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烧烤,认真地研究怎么把它从木棍上干净地分离下来,好像我在说给那些羊在听。羊听完就跑到我肚子里,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这样我就算不用讲它也能知道了。讲得累了,直接躺下眯着就好了。境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反而若是刻意安排的相遇,难免在见面的时候觉得过于用力。用力地对视,用力地抓住注意力,用力地感受到自己的用力。时间,地点,方式都按照计划定好了,那就是开会了。脱轨之后的相撞才是相逢,相逢之后也不要再想下一次,如此便刚刚好。

马路上有奇奇怪怪的人,连马路本身也奇奇怪怪的。这条四车道大马路的中心隔离栏竟然延伸到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也就是说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用一种跨栏的姿势冲过去,虽然说99秒的时间足够让人尝试不同的跨栏动作。而酒店也在一个居民区里面,要穿过一个像干休所一样的大院才能看到酒店的正门,进了大院才发现大院是共享单车的停车场。除了摩拜和ofo之外,还有便利蜂单车。便利蜂这个无人零售公司,做出来的共享单车也感觉是要去买菜的。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巨大的前车筐。这么说还不能准确描述出这个巨大,应该说它的前车轴就是个大筐,骑车的时候就是抓着前车筐左右两侧的小凸起来控制方向的。

反倒是地铁充满了熟悉感觉。北京、上海、成都的地铁车辆和车站的设计者都默契地采用了同一种风格,让人安心玩手机也不会觉得有抽离感。缺点是玩着玩着就坐过站。坐过站其实也无所谓,我经常地铁坐过站。最夸张的一次是在静安寺上了2号线,往广兰路方向坐。上了车困得不行了倒头就睡了。结果醒来的时候,听到地铁播音报站:本车开往广兰路方向,下一站是静安寺。乖乖,开了半天怎么地铁反而到了上一个站呢,鬼知道我睡过去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智识分子:实用的理工科世界观

今日入了同人于野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这已经是一本老书了,2014年出版的。没错,2014年的书已经变成老书了。同人于野本身的职业是物理学博士,但是这篇文章确实在讲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现象。同人于野的文读起来是很快的,但是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因为阅读和思考的关系,观点会在脑袋里沉淀下来,但是单纯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以落成完整的文章,这个过程类似学术论文的产生,在有一个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还要做扎实的研究和调查,确保引用的故事并非编造。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要远远超过把字码出来的功夫。

我总是会从前言和序开始读,而这本书的序完全可以作为正文的第零章节。序文提到,世界的现象越来越复杂,理论很多,对事物的解释程度和预测准确度缺不见提高。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好多理论看似正确却又常常在现实中被证否,也有相互的矛盾的理论可以同时存在。

尤其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相比,还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各个理论之间相互打架,互相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对金融产品价格的预测,可以用capm模型、相对估值法、无风险套利模型……每个模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个对了,还是哪个错了,还是都错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专家们对于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比如,他在苏联尚为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再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材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泰特洛克定义了两类思维方式:刺猬和狐狸。刺猬式的思维是只知一件大事且非常深入,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cover“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是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不纠结自己心里已有的大主意。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刺猬就是那种芒格说的“在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眼里,看什么都像钉子”的人。我们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

如何用知道的很多小事来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呢?首先是心态上必须是开放的,不要有绝对化的信念。对任何新的信息都要乐于接受和消化,并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这又说到著名的贝叶斯定理了。我之前中提过一种说法,要有一种数学化的判断力,用的就是贝叶斯定理的思想。用贝叶斯定理来形成对复杂体系的信念,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同人于野也提到了“贝叶斯定理的胆识”,可以理性正确地看待以下的罕见病的阳性诊断:

题目如下,已知一般人群中HIV携带者的比例是0.01%,那么我们在街头随便找了个人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检测结果是HIV阳性。这种血液检测的手段的准确度有99.99%,那么请问,这个人之真的携带HIV的可能性是多大呢?答案:这个人被误诊的可能性有50%。

只有熟悉贝叶斯的思维模式,才能躲开直觉的思维陷阱。深以为然。

他并不是罗列各种理工科思维的工具,而是通过事情来阐述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一章节说到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历来是作为诸葛亮有智有谋的正面典型。但是分析了辩论的技术之后,发现他并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沙盘推演不同可能性,分析利弊,再说服东吴联蜀抗曹的。相反,诸葛亮在群嘲中处处占上风,目的是为了从气势上压过多方一头。文人这种玩法,就如同两军列阵的时候先派几个斥候先对决一番,重要的不是死伤多少,而是面子。最终诸葛亮显然未能取得东吴群儒的认同,反而拉了仇恨,无法达到对抗曹操的大业。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无谓的争吵恐怕也都是用了这些辩论的技巧,纯粹为了辩论而辩论。

说着说着,感觉和同人于野的观点越来越多相似的地方。

还是要继续读书,多读书,多多泛读。但是随着现在信息的膨胀,书籍的质素也变得参差不齐。吾生也有涯,而书也越来越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再怎么泛读会越来越迷失。所以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我最近用的方式是用时间换数量,不看上市不满一年的畅销书,只看经过时间检验之后有口皆碑的好书。这样的做法也有很多坏处,一是这样的书往往朝着大部头和完整性奔去,看完一本实在太累了,二是时效性不足,又需要碎片化的阅读来补充。

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反而启发了我下一步可以怎么选“书”——或者严格来说,阅读材料:读会议paper和文摘,读年报/招股说明书,读分析报告,读原始材料。这些材料的共同点,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基于特定的目标,经过认真分析、调研、实验、提炼、反复修改而成的作品。读这些材料,结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以及调研和实验的“事实”。方法论自然无需多言,有目的的实验产生的事实要比单单读各种芜杂的新闻时事更加深刻。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472503/

大部分讲大数据的都是叶公好龙

到处都在说大数据,其实大部分说的只是古老的概念。特别是数据分析用的东西,目前还没一个跟大数据搭得上边的。

大数据,首先得够大。

大数据,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大”。要多大才算大数据呢?Google定义为超越普通电脑处理能力的数据量才是大数据。若以纯文本形式储存这些数据,至少得是1T以上才够的上入门。

而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数据量,远远还谈不到“大数据”的门槛。现在很多行业说到的“大数据”是啥概念?

例如所谓“大数据”应用于审计:几百万笔交易记录明细导出来,通过一些条件筛选识别一些有风险的交易来检查。拜托,这1G的数据量,个人电脑卡个20分钟绝对给你筛选出来,也不是什么高频实时需求,这就是最古典的数据分析方法。不要把一个(或者若干个)excel文件就能处理的数据就叫做大数据,谢谢。

数据和算法同样重要。

处理大数据需要有巧妙的算法。“豆瓣FM”是第一个推出音乐推荐的豆瓣猜。它根据个人和其他虾米用户听歌的记录进行分析,智能推荐你可能喜欢的歌。这个推荐算法的背后是多元线性的距离公式:寻找在多元空间中距离最近的人/歌。这公式讲起来很简单,也就是高中的解析几何的难度。可是这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是N(O2),当只有3个人 + 3首歌的时候可以秒算,而当人和歌的数量急剧增长的时候,这算法需要的计算量呈几何增长。

好了,你知道了这个算法了,你可以写出一个新的电台软件了。可以吗?No.

你要有数据积淀。

Rubbish in, rubish out. 这是数据分析的第0条原则。就像大部分的互联网产品死在了第一步:冷启动。一个新用户出现在你面前,也是一个空白的profile。第一首歌你想推荐哪首?只能去金曲榜或者播放榜找排名。结果就是对于每个新用户,你只能来来回回推荐那么几首歌。算法再跑,这个数据池子亦是空空空空如也。

有了数据还要要重视数据清洗。

不要以为,每个数据集都长得整整齐齐。能长得整整齐齐的那些数据,分析老早就做完了,或者说,这些数据集在生产的时候,已经为了分析的目的而清理好了。实际中碰到的数据常常各种混乱。就算是最结构化的数据集,只要输入端/采集端来源是多个来源,就一定会出问题。不要问我为什么,填过多少坑。在使用这对数据集之前,可能需要化大量的时间对一条条记录做人工或半自动的预处理。这个时间,比实际运算的时候要大10倍。

知乎用户“清夜”曾吐槽过,处理过一段类似于这种“北京丨海淀”数据,需要将这个数据分成“北京”和“海淀”这样的字段。结果不管用什么办法,计算机都无法识别这个“丨”的分隔符,导致分词失败。他把所有的方法全都试了一遍全都不行,甚至换浏览器和电脑。最后灵光一现,通过反查Unicode编码发现,这个分隔符根本就不是电脑键盘上打出来的这个“|”,也不是全角半角的区别,而是一个拼音为gǔn的汉字……留下风中凌乱的作者。

最后总结一句,普通人距离“大数据”,是天和地的距离。还是脚踏实地从数据治理开始做起。从业务流程梳理入手,结构化体系化地生产或者采集数据,用效益成本平衡的指导原则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审核,用90%的时间进行数据清洗,最后才用10%的时间跑算法。

滑向萨拉热窝的深渊

1. Serbian Ghost 塞尔维亚的幽灵

1903年6月11日凌晨,28名塞尔维亚军官发动政变,杀入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ar)和皇后的宫殿,并将国王残忍碎尸,皇后,皇室灭门,内阁大臣遭屠戮。这场政变终结了Obrenovic王朝,拥戴在瑞士流放的Petar Karadjordjevic为新的国王。这是Obrenovic和Karadjordjevic两个名门贵族的争斗。这两个家族崛起于19世纪初塞尔维亚脱离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斗争过程。1804年,“黑乔治”彼得洛维奇(”Kara Djordje” Petrovic)发动起义,把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逐出塞尔维亚,但1813年奥斯曼土耳其扑灭了起义并将他流放奥地利。两年后,米洛什·奥布烈诺维奇(Milos Obrenovic)通过政治手段让奥斯曼土耳其承认了塞尔维亚的自治,自封为塞族王子,同时把最大的政敌“黑乔治”给暗杀了,从此开创长达一个甲子的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时代。王朝末代国王亚历山大就项桀纣般凶残,专制地压制议会(Skupstina)的意见,一言不合就把议会解散,Civil阶级对国王怨恨越来越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国王通过克扣军饷成功地把军人阶级也惹毛了,军人中出现了专门筹备暗杀国王的派系。

在周边国家的政治人物眼里,政变的发生并不意外,意外的反而是塞尔维亚民众的反应——这么残忍的屠杀和政变次日,贝尔格莱德还是和往常一样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发生政变的28名军官本应该以谋杀罪名处刑,但不仅只受到有限的刑罚,暗地里还被塞尔维亚人认为是英雄。这些政治人物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吧,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其中包括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Sir George Bonham、英国驻维也纳大使Sir Francis Plunkett。

政变后,两股力量统治着塞尔维亚,分别是职业军队和民选议会。职业军队就是以那28名暗杀者为核心,其中最显赫的叫做Apis。而民选议会则以激进党(Radical Party)领导人尼古拉·帕什奇 (Nikola Pasic)为核心。激进党的纲领是扩张塞尔维亚领土,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塞族人,说白了就是民粹主义。帕什奇的从政经历很曲折,出身是工程师,成立了激进党,支持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流放圣彼得堡,并产生了泛斯拉夫人民情结。他为人的特点是非常圆滑,话从不说死,八面玲珑——一直搞到一战。

激进党的扩张性纲领是有很广泛的民意基础的:塞尔维亚要暴力复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变的军官成了英雄。要复的这个国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杜尚),领土包括现在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中北部、克罗地亚、Temesvar (罗马尼亚境内)、黑塞戈维尼亚——但不包括波斯尼亚。What? 波黑只有黑没有波啊?反正Dusan王国是没有波的,但是19世纪的时候波斯尼亚已经有很大的塞族人口了。以上列举的地区只要讲塞族语的都算,加起来500多万人。搞了这么久才500万人。。。也是醉了。

知识点一:波斯尼亚的首都是什么?参考答案:萨拉热窝。
知识点二:杜尚王国的灭亡是在1389年6月28日,在科索沃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打败。

反正塞尔维亚人想要拿回他们自古以来的领土,这些领土当时不是属于东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如波黑),就是属于西边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家族(如克罗地亚)。当这些地方的人发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或奥匈帝国的起义时,贝尔格莱德都会偷偷资助他们,提供武器和训练士兵,但是公开外交途径上是不能做任何表态的。

1908年,在沙俄外交部长伊兹沃斯基 Alexander Izvolsky的推动下,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尼亚从奥斯曼土耳其脱离,并入奥匈帝国。没想到这个事件引起贝尔格莱德强烈的抵抗,甚至人们游行要求和奥匈帝国开战,也有志愿军开始集结,目的解放波黑。然而所有的大国(俄土奥英法德)都不支持贝尔格莱德的诉求,最终在1909年,贝尔格莱德的民选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解散了志愿军。但是经过了这个事件后,民粹主义已不可抵挡,民选政府和军队的隔阂也更深了。

1911年,地下“黑手党”死亡联盟的成立了,组织者之一有一个人叫做阿披实Apis。阿披实在8年前已经干过一件大事了,他就是当年斩杀Obrenovic国王的28名军官之一。黑手党主要是招募并训练恐怖分子,教他们扔炸弹,炸大桥,搞间谍,打游击。黑手党主要在塞族军队里渗透,阿披实后来成为了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s intelligence division。黑手党还和波斯尼亚青年这个泛斯拉夫的秘密组织来往甚密。波斯尼亚青年在1910年也干 过一件大事:在6月3日召开波斯尼亚国会的时候,一名隶属该组织的黑塞戈维尼亚学生策划了暗杀省长的行动。虽然这个暗杀行动最终失败了,但拉开了之后一系列针对哈布斯堡的政治暗杀行动,包括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的枪声。

1911年9月,意大利悍然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利比亚,奥斯曼土耳其气数将尽了;1912年10月-1913年5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诸多巴尔干半岛国家干翻了奥斯曼土耳其,阿拉巴尼亚和Macedonia都独立了;1913年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半岛国家内部互相干。这几场混战之后,塞尔维亚是最大的赢家,领土几乎翻倍(从18,650到33,891平方英里),特别是吞并了科索沃。长志气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杜尚王国复国有望了啊。但是领土的大幅扩张反而加深了贝尔格莱德议会和军队的内部矛盾。从法理上讲新领土自然也归议会管辖,然而军队近水楼台先得月,实质上已经取得了控制,实行了军政。

塞尔维亚内部这种决策权限的混乱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而言,他们直接接触到的是民选政府下辖的外交部,与他们对话的人是议长Pasic。Pasic从整体国家利益出发,十分清楚扶持他国境内的恐怖袭击,扩张领土,过分激进地追求塞族的利益会遭到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对,所以在外交上会尽可能克制;但是他们又没有实际能力限制军方的活动,甚至连民众的情绪也没办法抑制(作为民选政府,民意就是他执政的基础,怎敢违逆?)。战后清算Pasic应当背负多少引起战争的责任,出现了很多争议,更多的人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萨拉热窝的暗杀行动有关系,但是他应知未知的不作为也难逃其咎。

2. The Empire without Qualities 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

让我们再看看“受害者”奥匈帝国的情况。哈布斯堡王朝曾经统治了大部分的南欧,西起大西洋,东临黑海。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各自统治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地。但自从1859年,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军队在法国的帮助下打败了10万奥地利军队,意大利独立;1866年普鲁士歼灭了24万奥地利军队,德国独立之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就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自拥有一套自治政府,其上并没有设立统一的联邦议会、总理。只有在外交、军事这两个领域里设立了联合部门。

奥匈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11个民族:日耳曼、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鲁塞尼亚,波兰和意大利人。在布达佩斯,选票的分配是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的,Magyars匈牙利人作为富人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的席位,剩下的民族几乎没有选票。而维也纳则开明得多,议会席位非常分散,甚至连官方语言都没有规定,现场也不配翻译,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力使用自己的语言,也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比其他语言都更高等。捷克的党派非常擅长利用这种漏洞,他们上台用捷克语进行冗长的发言拖延时间,甚至朗诵捷克诗歌,但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无法打断。值得注意的是,维亚纳议会的议员有500-1000名,每开一次会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匈牙利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抵挡突厥人的东大门,巴尔干半岛对哈布斯堡而言具有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意义,而且现在意大利和德国都独立了,巴尔干半岛更显重要。巴尔干对圣彼得堡也相当重要: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东扩之路受阻;1907年和英国签订的《盎格鲁俄罗斯合约》也限制了南向波斯(今伊朗)、阿富汗和西藏的扩张;巴尔干半岛成为泛斯拉夫民族扩张的必由之处。奥斯曼土耳其虽然败退,但也隔着土耳其海峡虎视眈眈。三股外来势力加上本土的塞尔维亚人,让巴尔干半岛局势格外复杂。1908年10月5日,奥匈帝国外长Aehrethal宣布吞并波黑,引起轩然大波。

面对复杂的民族和政治形式,哈布斯堡年迈的统治者弗朗兹约瑟夫的太极功力十分了得。他对所有的政策和议题的评论都是一成不变的“挺好的,皇室很欣慰。”老约瑟夫的儿子在1889年自杀后,哈布斯堡皇室的继承人变成了斐迪南王公。斐迪南王公比老约瑟夫思想进步多了,反而是支持奥匈帝国境内民族自治的,特别是对布达佩斯的富人阶级特别不满。按理说塞尔维亚人应当欢迎这位斐迪南王公,可是恰恰相反,贝尔格莱德认为斐迪南的上任将使得奥匈境内各民族安定,反而会损害建立大塞尔维亚王国的进程。于是被暗杀的并不是对塞族最坏的人,而是最好的人。有网文写道:“贪得无厌的斐迪南大公,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对塞尔维亚早垂涎已久,梦想着有朝一日,也把这块富饶的土地列入自己的版图。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早已激起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极大愤恨。”并非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