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 书斋·书摘 ’ Category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摘评

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写的《大棋局》距今已25年。

1997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七,是美国的九分之一。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用英文在哈佛大学演讲,香港刚刚回归,邓小平在回归前夕溘然长逝。1997年,北约还没轰炸南联盟,中美在南海也还没撞机。1997年,徐增平正在赶赴乌克兰谈“瓦格良”号航母的购买事宜,他还不知道瓦格良号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卡这么多年。1997年,年轻人最想进的是麦肯锡这种高大上的外企,杨致远和他的美国同学大卫·费罗成立的雅虎才刚满三岁,而阿里巴巴的成立还要过十年。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回顾下布热津斯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25年后现在的国际局势比较看看,哪些是一厢情愿的计划,哪些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加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塞缪尔·亨廷顿

【评:一、体现了美国的骄傲;二、2020年起的世界是否说明了这一点,还是这个因果是反过来的。不是因为美国的领导使得世界更安全,而是世界经济的衰退导致不可能有一个国家能在全球进行有意义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评:民主国家不会发起战争,那希特勒的德国可还是民主国家?公众一般是不支持战争的,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这个除非,太容易实现了。但是退一万步讲,如果除了平民主义的民主制度,还有什么制度更能阻止战争呢?】

Read more

一种崇高的真实的幻觉

“真理源自误认。” ——拉康

读左派学者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一)

我们必须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它有益、公正、优秀,而是因为它是法律。这个同义反复展现了法律权威来源的恶性循环,这是法律权威的神秘根基。任何人,只要想探究其第一性原理的来源,都会毁灭它。

唯一真实的服从就是外在的服从行为本身,而不是从心理或者信念上认可服从。可以说,出于自己内心的服从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服从权威,而只是紧跟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判断力告诉我们,只要权威是好的、明智的、仁慈的,它就值得服从。

这被黑格尔称为“反思范畴”(reflex categories)。一般说来,它构成了一个古怪的种类。比如说,某人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其他人都臣属于他。而其他人之所以臣属于他,是因为他是国王。这种反思范畴并不等于循环论证或同义反复,因为反思范畴本身是描述一种现实存在的特殊情况,而非论证手段。

意识形态最初的定义,或许是出自马克思《资本论》:“他们虽然对其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意识形态是对自己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的误认,这种存在只有在被误认且被忽略的前提下,才能产生自身。一旦我们审视它本来的样子,这种存在就会变为另一种现实,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

面具不是掩饰在事物的本质,面具成为事物的本质。在面具之下空无一物。

想起复旦哲学王子王德峰在讲座中吞云吐雾时说的金刚经三句义:“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世界,其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世界的本质就是因缘际会产生的幻象,这幻象是真实存在的,就叫做世界。

 

(二)

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过,如果我们因为基督聪明善良而信仰他,那是可怕的亵渎。相反,只有信仰基督,才能使我们洞察基督的善良与智慧。我们之所以找到信仰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已有信仰。

卡夫卡《审判》中的牧师帕斯卡尔如何回应一个试图“证明上帝是否存在”的人:

你没有能力相信什么,那是因为你激情澎湃,理性在驱使你相信,但你又做不到这一点。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不要增加上帝存在的证据来说服自己。要把精力放再减少自己的热情,进而说服自己。跟着那些人学吧,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好像他们真的相信什么。他们取圣水,让人讲话等等。这会使你相当自然地相信什么,会使你变得温顺。

选择这条道路会对你有什么害处呢?你会变得忠诚、诚实、谦卑、感恩、慷慨解囊,会变成诚挚可靠的朋友。你不会再沉迷于有害的娱乐、荣誉和讲究吃喝的生活。(不只是死后能进天堂,)即使在此生此世,你也终会有收获,你每走出一步,你的收获是如此确凿无疑,你冒得风险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最终你会知道,你得到了这么多,却没有为此付出一分一厘。

帕斯卡尔的最终答案是:摒弃理性的论证,投身于意识形态的外在仪式,通过重复那无意义的姿势使自己变得麻木。假装你已经相信了什么,到那时,你就会真的相信神呢。这就是实现意识形态皈依的步骤。

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面上看是自由的,只受到理性论证的约束,但实际上他们一脑子资产阶级偏见。这些偏见不会让他步出牢笼,因此他也不能相信历史的意义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那他们能做什么?

答案是:首先,他至少应该认识到,他在相信历史的意义这方面软弱无力,但理性又驱使他追求真理。因此,他不应该竭尽全力寻找证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真理,相反,他应该学着制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激情和偏见。他应该学着那些人,他们一度也像他一样软弱无力,但他们开始帮助罢工者,宣传工人运动。这使他们麻木不仁,也令他们自然地相信了什么。

选择这条道路会对他有什么害处呢?他会变得忠诚、诚实、谦卑、感恩、慷慨解囊,会变成诚挚可靠的朋友。他不会再沉迷于小资产阶级的娱乐、荣誉和讲究吃喝的生活,放弃他以自我为中心的琐事,放弃他虚假的自由感。这样,他能收获甚多,过上有意义的日子,摆脱怀疑和不确定性。他的日常行为都伴随着这样的意识:他正在为伟大高贵的事业作着小小的贡献。

 

(三)

如果把事物区分为意识和现实,意识形态幻觉并不在意识这一边,而是处于现实的一边。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行为,是受到了幻觉的引导,幻觉正在构建他们的现实,构建他们的真实社会行为。而人们所误认、所忽视的,并不是现实,而是幻觉本身。他们对事物本身一清二楚,而实际行事时,又仿佛对事物真实面貌一无所知。幻觉之所以是幻觉,是因为人们对幻觉的忽视。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饰事物本质的幻象,而是用来构建我们社会现实的幻象,具有结构现实的力量——即使我们对意识形态进行讽刺和批判,也仍然是在对这个幻象进行推波助澜。在后意识形态主义中,他们知道自己正追随幻觉,但是仍然坦然为之。例如他们知道自己的自由观、民主观、革命观掩盖着特定的压迫或剥削或欺凌,但是仍然追随自己的观点。

大概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维度: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现实的虚幻再现,还是已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现实,是得到虚假意识支撑的这种存在本身。

我们考察下反犹主义偏见。如果我们呼吁“放下反犹主义偏见,实事求是地看待犹太人”,这样反而会强化犹太人这种意识形态的画像产物。例如,我们不妨假定,客观的审视会证明犹太人确实在金融方面压制了非犹太人,他们的确会犯罪,某些犹太人还不定时洗澡。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这样的客观方法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人们会“客观公正”地说:“纳粹正过分草率地宣告犹太人有罪,没有充分的论证,所以让我们冷静、清醒地收集下犹太人的罪证吧。”这种行为本身又助推了反犹主义偏见的扩散。

对反犹主义偏见的正确回应,不是“犹太人不是如此”,而是“反犹主义偏见和犹太人毫不相干,这是意识形态幻觉”。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从未有过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日常经验同样无法破除意识形态偏见。意识形态的构建出的幻觉常常在日常经验领域发现矛盾,但意识形态不能吸收、综合这些日常经验并对自己进行修正。再次以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的一个典型人物为例,他接受了大量的反犹主义宣传,把犹太人描述为邪恶的魔鬼化身,只手遮天的幕后操纵者。但回家后,他遇到他的邻居斯特恩,他们俩家的孩子从小玩到大,时不时一起聊天吃饭。这样的日常经验都不能破除反犹主义宣传吗?

答案是不能。他的反应是把日常经验转化为反犹主义的证据:“你看犹太人多么险恶,认识到他们的真实本性是困难的。他们把自己的真实本性掩藏在日常表象这个面具下面。正是这种阴险狡诈构成了犹太人的基本特征。”当与意识形态矛盾的日常经验,也开始充当有利于意识形态的证据时,这种意识形态就大功告成了。

 

(四)

在革命进程中的修正主义,害怕在客观条件成熟以前,过早地夺取政权,批评过于急躁,超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德国共产党人罗萨·卢森堡的回答是:第一次夺取政权必定是“过早”的:工人阶级要成熟起来,必要前提条件是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过早地夺取政权。只有在一系列过早的夺权失败之后,适当的时机才会到来。如果一昧等待适当时机,有生之年都等不到。

而要让革命主体能够“过早”地夺取政权,需要让革命主体误认当下为正确的时机。若革命主体正确地认知了“过早”,那么这次夺权就不会发生,失败和教育也不会发生。

误认悖论性地出现在真理之前,只有通过错误才能成为真理。

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历史在重复中,推动车轮向前滚滚。

 

(五)

摘录一些齐泽克的笑话: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一个病人住在一个很大的病房里,里面住满了很多病人,这个病人跟医生抱怨,病房里其他病人发出的噪音此起彼伏,搞得他快疯了,医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那些病人都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不能阻止他们表达自己的绝望。这个抱怨的病人回应:”为什么不把那些快死的病人单独放一个病房?”医生慢条斯理的随口应道:“这间就是。”

2 到底什么是马呢?

生物老师给学生做测试,考察各种动物,一个学生总是把答案引导对马的定义上。“什么是猫?”“一种可被驯化的哺乳动物,不是马。”“什么是大象?”“生活在雨林中,体型健硕,不是马。”“什么是鱼?”“生活在水中,没有腿,不是马。”“好吧,”老师被搞的焦头烂额“那什么是马?”学生傻了,完全找不到北,开始一边嘟囔一边哭,最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3 剥削

”你为什么认为你被剥削了?“
”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剩余价值被老板占据了。“
”但你现在没工作啊……“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4 先见之明

在某地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军队宣布了宵禁命令,晚上十点之后如果还有行人走在街上,哨兵有权将其击毙,在九点五十的时候,两个哨兵正在执勤,其中一个哨兵看见街上有一个行人在快速奔跑,马上开枪打了他。他的同伴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提前开枪。

“我认识那家伙,”哨兵得意的说,“他家离这里很远,十分钟肯定跑不到,所以为了省事,现在我就开枪了。”

5 抗议者的意见

在一场反对特朗普的游行中,抗议者呼吁大家多听一听抗议者的意见。当天晚上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对于抗议的态度。

特朗普:”我呼吁大家多听一听抗议者的意见。”

6 你怎么还真去了?

一个犹太人气愤的对他的朋友说:”你跟我说要去伦敦而不是纽约,结果你怎么还真去了伦敦!我在纽约找了你半天。“

最后以一个齐泽克式笑话的故事来结尾。

2021年10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院举办“齐泽克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然后齐泽克本人被禁止在研讨会上发言。

齐泽克,即非齐泽克,是名齐泽克。你怎么还请了真的齐泽克?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98940/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书摘

诉诸事实和逻辑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是最典型的理性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求真。非理性的方式,据斯蒂文森,其中最重要的是 persuasion,如劝说、劝诫、恳请、恳求等。这时候,我不是在为我的请求提供理由。我们说“好言相劝”,突出的不是好理由而是相劝时的好态度。(第一章 第8节 说理与劝求)

科学求真在群众那里没有很大市场。我们不必太多为事实和逻辑抱屈——人们本来不是要为正确生活,而是要生活得热热闹闹忽忽悠悠,而且,细节之真本来与正确判断关系不大。……求真的态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准确性,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德性,它们的重要性是在哲学-科学的发展中集中体现出来的。(第一章 第8节 说理与劝求)

在表达的时候,不要对抗人类的感性,而要顺应它。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调性是 verhaltenheit, 谦抑。(第一章 第8节 说理与劝求)

“谦抑”这个词第一次见是在法学里。刑法的谦抑性,指的是只有在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经济法的谦抑性,就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防止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因国家的干预造成负面影响,让经济法在市场面前保持必要的谦卑,不轻易使用国家干预这一“杀伤性”的武器,正确发挥市场机制。

 

利益最大化这种流行观念会降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力,人们一旦对这种理论信以为真,现实在他们那里就变得抽象了、单薄了。(第二章 第4节 利益最大化)

教育家也许主张下棋有益智的功效,但那是功效,不是我下棋的目的——即使下棋无助于益智,他还是会去下棋,他就是喜欢下棋,就图个乐子。“图个乐子”这话似乎给出了街头老头儿下棋的目的。然而,下棋不是好玩的手段,下棋就是好玩本身。(第四章 第2节 下棋不是好玩的手段)

你从政,你不是每天想着怎么落实理想,而是想着去处理日复一日的事务,或怎么处置火烧眉毛的意外事件。无论你一开始怀抱怎样的理想,它都无法原封不动体现在这些实际工作之宗。理想不仅变得具体而微,而且一定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变形。实践的目的不在手段之外——这样从政,成就的是这样的政治目的;那样从政,成就的是那样的政治目的。(第四章 第9节 学医是为了悬壶济世吗?)

实践对理想的这种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实践的危险所在。冯友兰说一个目的可以是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比如做官的目的是改良政治,然而,“在人事方面,这有时是很危险的事”,“若千方百计运动去做官,久而久之,也许会忘记改良政治而以做官本身为目标”。(第四章 第9节 学医是为了悬壶济世吗?)

与其说行医实践“实现”了你的理想,毋宁说,你在行医的漫长岁月中找到理想。(第四章 第9节 学医是为了悬壶济世吗?)

论迹不论心。

 

“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 《二程遗书》卷十五(第五章 第1节 知行合一)

“自然的知行合一论”……的毛病则在于,既然知行总是一体的,那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人,也是知行合一的了。有鉴于此,贺麟提出“价值的或理性的知行合一说”,按照这种学说,知行合一为“应如此”的价值或理想,为须加以认为的努力方可达到或实现的课题或任务,是只有少数人特有功绩。(第五章 第2节 贺麟论知行合一)

这种努力追求有两种图景,一是从行上升到知,一是从知下行到行。向上的途径,是要超越不学无术的冥行,而寻求知识学问的基础,可以说是求知识化的途径。向下的途径,是要求避免空疏之知,虚玄之知,力求学术知识之应用,对社会国家人类有实际影响与裨益,可以说是求普及化、社会化、效用化的途径。(第五章 第2节 贺麟论知行合一)

所谓知行合一,并非主张知行总是一回事,而是说,知到切身处,知与行就合一了。(第五章 第4节 深知而与行合一)

论迹即是论心。

 

然而,我们应当怎样区分心理与心性?同是偷东西,凭什么我们说这是心理健康问题或心理问题而那是品德问题?我们肯定不能泛泛说,心理性偷窃来自心理原因,是由一连串心理活动驱动的,因为非心理性偷窃背后也有一连串心理活动的驱动。(第五章 第5节 心理与心性)

我们首先从心性上解释人的行为,惟当各种尝试都归于无效,我们才会接受他们由于心理疾患而行凶的结论。实际上,一旦把他们的行为归于心理疾患,就已经宣布了无法对这些事情提供有意义的解释。(第五章 第5节 心理与心性)

各国法律中都存在“精神病豁免”,其实我觉得并不十分必要。同样是做坏事,为什么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就可以豁免惩罚,而因为心性品德问题就需要正常接受惩罚?法律其实是人间的因果律武器。一个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拿起刀砍向自己,那么他的身体会受到伤害,这是大自然因果律对他的惩罚。他拿起刀砍向别人令别人受伤,他如果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那就是人间因果律对他的惩罚,别管它有没有“教育、惩戒作用”。

 

但在一个污浊的社会,谁能够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力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是有人应许过而你年幼无知相信了,你长这么大了还继续相信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第六章 第9节 良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所称”善好乃万物之所向“,孟子所称”可欲之为善“,都是从形式上讨论善好概念。但从实质上说,这里却又一个重大的困难:此一物之所向,非彼一物之所向。从这里想下去,善好在于万物自成其性这个命题要得到维护,其实还需要另一个命题,那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个总的善好在安排一切,例如上帝,例如宇宙精神,例如“一体之心”。(第七章 第7节 ”一体之心“)

关于善恶的形式讨论不能回答实质上何为善何为恶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小布什代表善好,本·拉登代表邪恶;在另一些人看来,正好相反;还有一些人认为,也许本·拉登和小布什都不怎么样。这些看法并没有哪一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找这么说,我们不是完全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之中?(第七章 第7节 ”一体之心“)

“道德考量”不是“考虑怎么做才合乎道德”,而是或明或隐考虑自己的能力与处境,和自己的德性。慷慨人和吝啬人不一样,不在于慷慨人考虑怎么做才高尚而吝啬人不考虑,而是在于他们所做的种种现实考虑不一样:慷慨人觉得自己收入挺多,足够自己捐出很多,吝啬人觉得自己的收入只够自己捐一点点。处在首位的是:他们德性不同使他们的考虑不同,而不是他们的考虑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德性。更宽泛说来,我们都知道,判断力不止是智性能力,我们很难指望心胸狭窄、心浮气躁的人具有良好的判断力。(第七章 第9节 ”道德考量“)

修养道德和修养判断力,到头来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似乎很难摆脱普遍主义的思路。我们各自处在一种个殊的位置上,要理解其他个殊者,需要先“上升”到普遍性。……至于通过上升到普遍性来解决现实中分歧和冲突,虽然到处可见这种想法,却最不贴近实际。如果在发生分歧和冲突的时候人们确实愿意从自己的特殊性上升到这些普遍标准,分歧和冲突诚然不难解决。但这实际上等于说,人们由此来到他们原无分歧之处。麻烦当然在于,不解和冲突总是来自人们各有特殊的利益、特殊的信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人,他们又很多共性,那又怎么样?以色列人还是要占定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还是要把他们轰走。(第八章 第5节 家族相似与重叠共识)

思想者不可迷恋这种凌驾于一切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更不用说把自己的特殊存在直接提升为普世原理。(第八章 第8节 个殊者实现自身)

然!自己时不时就会迷恋普遍性。自勉!

 

在说服这件事上,很多人仍然持有启蒙主义的态度,一则是经营手握真理,居高临下地开启蒙昧者,二则是对理性说服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认为自己信仰地是真宗教,但谁曾说服过谁改变信仰?……没有人愿被说服,而且我们还恨那些说服了我们的人。(第八章 第8节 个殊者实现自身)

道德家们常为价值纷扰担忧,呼吁在价值观上营造共识。我对这类呼吁抱有怀疑。我总觉得,官员强奸幼女农民报复灭门这类恶行时间跟价值观统一不统一关系不大。再说,营造共识的努力能奏效吗?我倒以为,与其致力于营造共识,不如努力造就一种局面、一种制度,使得不具共识的人们能够较为和谐地共同生存。(第八章 第8节 个殊者实现自身)

营造共识的努力真的真的不能奏效吗?或者说,撤退到“营造共识的努力不能奏效,但是使得不具共识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存的局面是可以存在的”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就足够了。若是放任不管,极端主义的教徒可能偏偏利用这样的宽容局面,来发展极端主义的信徒,制造割裂和冲突,最终还是会破坏共同生存的状况。其实,造就一种局面的努力,并不比营造共识的努力更少或者更简单,正如维持自由市场的秩序,并不比直接下达计划经济指令来得更容易。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363926/

重读《国富论》新得

《国富论》写于1776年,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很多也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概念,比如说劳动价值论。在国富论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延申。经典文献多读几遍又有新的感悟。说几个最近重读引发的思绪。

亚当斯密毕业于牛津大学,和戴维休谟是好朋友,休谟还是亚当斯密遗稿的管理人。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读一本书,需要知道作者的生辰和经历。其实是因为个人的知识对于历史背景过于生疏,在提到生辰和地区时,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来理解。

比如,《国富论》英文名是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联系到他和休谟的友好关系,不禁感叹神奇的 déjà vu ,因为休谟于1748年出版了代表作《人类理解研究》,其英文名是 The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如果译者为了尊重这种传承,说不定《国富论》会被翻译成《国家财富研究》,然而这样这本书可能就不会像现在传播这么广泛了。

再比如,成文于1776年,正是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跃升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期,英国超越了西班牙,继承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铁舰开遍了世界各地。海权对霸权的作用,在西班牙和英国是不一样的。在15世纪,海权给西班牙带来了美洲的金银矿,而18世纪的海权给英国带来的是市场。这是《国富论》成书的背景。如此便可以更好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一上来要论证“商品的价值”不在金银而在于劳动,甚至金银的价值本质也来源于开采金银的劳动;而劳动效率的提升,来自于大市场促进的专业分工。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261560/

智识分子:实用的理工科世界观

今日入了同人于野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这已经是一本老书了,2014年出版的。没错,2014年的书已经变成老书了。同人于野本身的职业是物理学博士,但是这篇文章确实在讲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现象。同人于野的文读起来是很快的,但是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因为阅读和思考的关系,观点会在脑袋里沉淀下来,但是单纯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以落成完整的文章,这个过程类似学术论文的产生,在有一个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还要做扎实的研究和调查,确保引用的故事并非编造。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要远远超过把字码出来的功夫。

我总是会从前言和序开始读,而这本书的序完全可以作为正文的第零章节。序文提到,世界的现象越来越复杂,理论很多,对事物的解释程度和预测准确度缺不见提高。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好多理论看似正确却又常常在现实中被证否,也有相互的矛盾的理论可以同时存在。

尤其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相比,还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各个理论之间相互打架,互相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对金融产品价格的预测,可以用capm模型、相对估值法、无风险套利模型……每个模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个对了,还是哪个错了,还是都错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专家们对于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比如,他在苏联尚为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再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材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泰特洛克定义了两类思维方式:刺猬和狐狸。刺猬式的思维是只知一件大事且非常深入,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cover“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是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不纠结自己心里已有的大主意。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刺猬就是那种芒格说的“在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眼里,看什么都像钉子”的人。我们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

如何用知道的很多小事来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呢?首先是心态上必须是开放的,不要有绝对化的信念。对任何新的信息都要乐于接受和消化,并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这又说到著名的贝叶斯定理了。我之前中提过一种说法,要有一种数学化的判断力,用的就是贝叶斯定理的思想。用贝叶斯定理来形成对复杂体系的信念,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同人于野也提到了“贝叶斯定理的胆识”,可以理性正确地看待以下的罕见病的阳性诊断:

题目如下,已知一般人群中HIV携带者的比例是0.01%,那么我们在街头随便找了个人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检测结果是HIV阳性。这种血液检测的手段的准确度有99.99%,那么请问,这个人之真的携带HIV的可能性是多大呢?答案:这个人被误诊的可能性有50%。

只有熟悉贝叶斯的思维模式,才能躲开直觉的思维陷阱。深以为然。

他并不是罗列各种理工科思维的工具,而是通过事情来阐述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一章节说到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历来是作为诸葛亮有智有谋的正面典型。但是分析了辩论的技术之后,发现他并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沙盘推演不同可能性,分析利弊,再说服东吴联蜀抗曹的。相反,诸葛亮在群嘲中处处占上风,目的是为了从气势上压过多方一头。文人这种玩法,就如同两军列阵的时候先派几个斥候先对决一番,重要的不是死伤多少,而是面子。最终诸葛亮显然未能取得东吴群儒的认同,反而拉了仇恨,无法达到对抗曹操的大业。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无谓的争吵恐怕也都是用了这些辩论的技巧,纯粹为了辩论而辩论。

说着说着,感觉和同人于野的观点越来越多相似的地方。

还是要继续读书,多读书,多多泛读。但是随着现在信息的膨胀,书籍的质素也变得参差不齐。吾生也有涯,而书也越来越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再怎么泛读会越来越迷失。所以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我最近用的方式是用时间换数量,不看上市不满一年的畅销书,只看经过时间检验之后有口皆碑的好书。这样的做法也有很多坏处,一是这样的书往往朝着大部头和完整性奔去,看完一本实在太累了,二是时效性不足,又需要碎片化的阅读来补充。

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反而启发了我下一步可以怎么选“书”——或者严格来说,阅读材料:读会议paper和文摘,读年报/招股说明书,读分析报告,读原始材料。这些材料的共同点,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基于特定的目标,经过认真分析、调研、实验、提炼、反复修改而成的作品。读这些材料,结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以及调研和实验的“事实”。方法论自然无需多言,有目的的实验产生的事实要比单单读各种芜杂的新闻时事更加深刻。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472503/

滑向萨拉热窝的深渊

1. Serbian Ghost 塞尔维亚的幽灵

1903年6月11日凌晨,28名塞尔维亚军官发动政变,杀入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ar)和皇后的宫殿,并将国王残忍碎尸,皇后,皇室灭门,内阁大臣遭屠戮。这场政变终结了Obrenovic王朝,拥戴在瑞士流放的Petar Karadjordjevic为新的国王。这是Obrenovic和Karadjordjevic两个名门贵族的争斗。这两个家族崛起于19世纪初塞尔维亚脱离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斗争过程。1804年,“黑乔治”彼得洛维奇(”Kara Djordje” Petrovic)发动起义,把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逐出塞尔维亚,但1813年奥斯曼土耳其扑灭了起义并将他流放奥地利。两年后,米洛什·奥布烈诺维奇(Milos Obrenovic)通过政治手段让奥斯曼土耳其承认了塞尔维亚的自治,自封为塞族王子,同时把最大的政敌“黑乔治”给暗杀了,从此开创长达一个甲子的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时代。王朝末代国王亚历山大就像桀纣般凶残,专制地压制议会(Skupstina)的意见,一言不合就把议会解散,Civil阶级对国王怨恨越来越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国王通过克扣军饷成功地把军人阶级也惹毛了,军人中出现了专门筹备暗杀国王的派系。

在周边国家的政治人物眼里,政变的发生并不意外,意外的反而是塞尔维亚民众的反应——这么残忍的屠杀和政变次日,贝尔格莱德还是和往常一样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发生政变的28名军官本应该以谋杀罪名处刑,但不仅只受到有限的刑罚,暗地里还被塞尔维亚人认为是英雄。这些政治人物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吧,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其中包括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Sir George Bonham、英国驻维也纳大使Sir Francis Plunkett。

政变后,两股力量统治着塞尔维亚,分别是职业军队和民选议会。职业军队就是以那28名暗杀者为核心,其中最显赫的叫做Apis。而民选议会则以激进党(Radical Party)领导人尼古拉·帕什奇 (Nikola Pasic)为核心。激进党的纲领是扩张塞尔维亚领土,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塞族人,说白了就是民粹主义。帕什奇的从政经历很曲折,出身是工程师,成立了激进党,支持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流放圣彼得堡,并产生了泛斯拉夫人民情结。他为人的特点是非常圆滑,话从不说死,八面玲珑——一直搞到一战。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