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 书斋·书摘 ’ Category

智识分子:实用的理工科世界观

今日入了同人于野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这已经是一本老书了,2014年出版的。没错,2014年的书已经变成老书了。同人于野本身的职业是物理学博士,但是这篇文章确实在讲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现象。同人于野的文读起来是很快的,但是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因为阅读和思考的关系,观点会在脑袋里沉淀下来,但是单纯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以落成完整的文章,这个过程类似学术论文的产生,在有一个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还要做扎实的研究和调查,确保引用的故事并非编造。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要远远超过把字码出来的功夫。

我总是会从前言和序开始读,而这本书的序完全可以作为正文的第零章节。序文提到,世界的现象越来越复杂,理论很多,对事物的解释程度和预测准确度缺不见提高。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好多理论看似正确却又常常在现实中被证否,也有相互的矛盾的理论可以同时存在。

尤其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相比,还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各个理论之间相互打架,互相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对金融产品价格的预测,可以用capm模型、相对估值法、无风险套利模型……每个模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个对了,还是哪个错了,还是都错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专家们对于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比如,他在苏联尚为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再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材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泰特洛克定义了两类思维方式:刺猬和狐狸。刺猬式的思维是只知一件大事且非常深入,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cover“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是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不纠结自己心里已有的大主意。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刺猬就是那种芒格说的“在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眼里,看什么都像钉子”的人。我们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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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向萨拉热窝的深渊

1. Serbian Ghost 塞尔维亚的幽灵

1903年6月11日凌晨,28名塞尔维亚军官发动政变,杀入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ar)和皇后的宫殿,并将国王残忍碎尸,皇后,皇室灭门,内阁大臣遭屠戮。这场政变终结了Obrenovic王朝,拥戴在瑞士流放的Petar Karadjordjevic为新的国王。这是Obrenovic和Karadjordjevic两个名门贵族的争斗。这两个家族崛起于19世纪初塞尔维亚脱离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斗争过程。1804年,“黑乔治”彼得洛维奇(”Kara Djordje” Petrovic)发动起义,把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逐出塞尔维亚,但1813年奥斯曼土耳其扑灭了起义并将他流放奥地利。两年后,米洛什·奥布烈诺维奇(Milos Obrenovic)通过政治手段让奥斯曼土耳其承认了塞尔维亚的自治,自封为塞族王子,同时把最大的政敌“黑乔治”给暗杀了,从此开创长达一个甲子的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时代。王朝末代国王亚历山大就项桀纣般凶残,专制地压制议会(Skupstina)的意见,一言不合就把议会解散,Civil阶级对国王怨恨越来越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国王通过克扣军饷成功地把军人阶级也惹毛了,军人中出现了专门筹备暗杀国王的派系。

在周边国家的政治人物眼里,政变的发生并不意外,意外的反而是塞尔维亚民众的反应——这么残忍的屠杀和政变次日,贝尔格莱德还是和往常一样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发生政变的28名军官本应该以谋杀罪名处刑,但不仅只受到有限的刑罚,暗地里还被塞尔维亚人认为是英雄。这些政治人物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吧,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其中包括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Sir George Bonham、英国驻维也纳大使Sir Francis Plunkett。

政变后,两股力量统治着塞尔维亚,分别是职业军队和民选议会。职业军队就是以那28名暗杀者为核心,其中最显赫的叫做Apis。而民选议会则以激进党(Radical Party)领导人尼古拉·帕什奇 (Nikola Pasic)为核心。激进党的纲领是扩张塞尔维亚领土,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塞族人,说白了就是民粹主义。帕什奇的从政经历很曲折,出身是工程师,成立了激进党,支持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流放圣彼得堡,并产生了泛斯拉夫人民情结。他为人的特点是非常圆滑,话从不说死,八面玲珑——一直搞到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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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有益的行为,到一种有益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知道什么事情是琐事,并极力避免。除非琐事有助于恢复对真正工作的生理和精神能量,且该琐事的执行以完成能量回复为限,完成即不再恋战。

在一片广阔的未知领域探索哲学问题,是他内心的使命,是从上面照亮他个人的一道光。如果不是为了他哲学研究的工作,他的生活将失去意义。这就是他真正的工作。但所谓真正的工作并非一成不变的。

所谓哲学工作,虽然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疑惑,但其采用的方法决不是空谈空想,建立一套顶层理论架构,反过来指导实际问题。他是反理论、反建制的。哲学应当在日常实践中显露自己,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哲学性是自明的。人们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哲学发生关系。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事实上不是创造性的,而是修复性的。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的工作中多了些针对错误的反思。而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虽然他自己的工作是哲学,但他并非像罗素那样到处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反之,他最不喜欢的便是在剑桥大学当哲学教授,以及让剑桥大学出版社付印他的数。他与数学家拉姆塞讨论数理逻辑,到奥地利偏远的向下小学做老师,参加一战,进入医院当药剂师……只有在这些实际工作中才能让哲学态度显露,而非通过演说和出书。

维特根斯坦的神性是超越理性的。这在众多西方哲学家中并非罕见。正是这种神性驱使其走向哲学的道路,也正是因为神性摧毁了他对理性科学的友好态度。一直以来他对科学的发展充满敌意。和阿兰·图灵(计算机科学之父)对骂,和卡尔·波普尔(一个比较审慎的科学党人)对骂。在二战和发明原子弹的大背景下,他觉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毁灭人类。

一个社会,需要10,000个做实际工作的农民、技师、科学家。而维特根斯坦,要且仅需要1个。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732812/

On 悲伤与理智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我是论述者。

从这本书出现在一堆审计报告中间的那刻开始,就有一种奇妙的异域感觉。想象着一个地方堆满A4纸,装订好的册子封面也只不过一张白纸用36号黑色字体在正中间写了几行字,翻开来都是华文楷体+Times New Roman以及斜角Logo,突然出现一本彩印的32开本硬皮书,不用翻开我就很放心这里面一定不会出现类似“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令人读不懂的语言。然而我不仅仅读懂了还能够默写出来了,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上一次接近他们还是帕慕克的红,因为我一向不觉得存在什么国际文学,只有中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之类的范畴。文学是建立在文字上的,文字是建立在语言上的,语言是无法变成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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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段不是目的——《通向奴役之路》书评

如果你关注经济学,那么一定能发现这么几个名词在最近被提起的频率特别高:奥派铅笔社、新自由主义。哈耶克是奥派和新自由主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而《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也成为浓缩了哈耶克政治经济观点的代表作。

对背景的理解是本书理解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败的德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推行集中式的经济决策和政治管理,国家元气迅速恢复。到了30、40年代,二战爆发,德国在初期战场上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相较盟军中的英国,秉承一贯的自由经济和管理,虽然经济根基更牢,但是面对战争的局面,还是节节败退。直至强硬的丘吉尔上台,在英国推行战时措施,通过命令和计划来指导军需品生产,最终获得了二战的胜利。本书成书于二战时期的英国,那时候各种社会制度思潮相互冲击,都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最好。有英国传统的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还有已被证明暴戾无道的法西斯式的社会,还有遍地开花的各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苏联列宁式的、南斯拉夫铁托式、英国共产党式皆不同)。《通向奴役之路》不是一本正规的学术书籍,里面没有强大的数据和分析,而是一本理念逻辑的宣传品,告诉世人,哈耶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怎么反驳其他非自由的经济制度设计的。

50年代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主流,骂的比赞的多。当时的主流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代表的就是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凯恩斯主义在解决1931年的那种经济危机非常在行,而且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也是有目共堵。在这个情况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就成了食古不化的老顽固。直到在70年代,国家经济在反复不断的凯恩斯刺激下阈值越来越高,以至于出现新的经济危机类型——滞胀(Staflation)。在滞胀中,政府支出不断增大却无法挽救原地踏步的经济和实体经济中的失业,而政府支出的增大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持久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此时隔20年哈耶克的理论才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主流。至于最近在中国哈耶克又重被提起,归因于这30多年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硕果累累而困难重重,究竟是计划还是市场,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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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Day6: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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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的香格里拉是《消失的地平线》里的Shangri La。云南的迪庆州说它就是小说里的香格里拉,但我在迪庆州没有找到。

康维、马林逊、巴纳德和布琳克罗小姐莫名被绑架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崇山峻岭中,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一边是高耸的石壁,没有和文明世界沟通的道路,远端一座雪山的白色山锥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白的冷光。最重要的是,他们四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把他们绑架到这个地方来。在山腰上,他们找到了一座精致的喇嘛寺,喇嘛寺里的张先生对他们的意图也守口如瓶,于是他们四人就这么住下了。

好的小说作品都有强烈的代入感。康维、马林逊、巴纳德、布琳克罗小姐、张先生,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康维沉静,马林逊世俗,巴纳德逐利,布琳克罗执念,张先生内敛。在面对这种毫无头绪、与世隔绝境况的时候,马林逊表现出狂躁和对文明世界回归的急切。但康维似乎很享受这份娴静,香格里拉是在困境中不错的栖息地。我承认我代入的就是康维。

“康维有个特点,总喜欢袖手旁观,不过,充满活力和主动性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就在刚才,在他们正等那些陌生人走近的时候,他却没有细致地考虑万一有任何意外发生时他将如何应付。而这算不上什么大胆,也不是冷静,更不是对自己在事发之时有能力当机立断的过分自信。如果从最坏的角度讲,这是一种惰性,不愿意在事情发生时让自己唯一的作为旁观者的好处给溜掉。”这段话若是放在我的身上,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康维不会硬要说服马林逊去接受这种境地,那种浮躁的心态和价值观的背离是没有办法统一的。香格里拉对马林逊来说,就是一处不毛之地,没有家人朋友,没有香槟美酒和舒适的沙发,没有先进的交通交流工具,那些习以为常的世俗之好都消失了。这种消失让马林逊十分的不甘心,也没办法坦然接受新的境地。然而这种与世隔绝的静谧却是康维想要而不可得的,虽然以一种被迫的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到这里,也未尝是一件坏事。

可是后来康维还是跟马林逊离开了香格里拉。我必须说这是这本小说的点睛之笔,有了这个情节,才有了众多读者对康维离开香格里拉的原因的猜测。我的理解是,康维不是因为满足而离开(香格里拉不只在那里,已经在康维心中云云),而是因为害怕。害怕现在喜欢的香格里拉的失落,害怕卡拉卡尔山的静谧被打破。

只有离开,香格里拉才能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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