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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分子:实用的理工科世界观

今日入了同人于野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这已经是一本老书了,2014年出版的。没错,2014年的书已经变成老书了。同人于野本身的职业是物理学博士,但是这篇文章确实在讲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现象。同人于野的文读起来是很快的,但是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因为阅读和思考的关系,观点会在脑袋里沉淀下来,但是单纯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以落成完整的文章,这个过程类似学术论文的产生,在有一个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还要做扎实的研究和调查,确保引用的故事并非编造。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要远远超过把字码出来的功夫。

我总是会从前言和序开始读,而这本书的序完全可以作为正文的第零章节。序文提到,世界的现象越来越复杂,理论很多,对事物的解释程度和预测准确度缺不见提高。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好多理论看似正确却又常常在现实中被证否,也有相互的矛盾的理论可以同时存在。

尤其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相比,还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各个理论之间相互打架,互相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对金融产品价格的预测,可以用capm模型、相对估值法、无风险套利模型……每个模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个对了,还是哪个错了,还是都错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专家们对于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比如,他在苏联尚为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再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材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泰特洛克定义了两类思维方式:刺猬和狐狸。刺猬式的思维是只知一件大事且非常深入,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cover“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是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不纠结自己心里已有的大主意。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刺猬就是那种芒格说的“在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眼里,看什么都像钉子”的人。我们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

如何用知道的很多小事来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呢?首先是心态上必须是开放的,不要有绝对化的信念。对任何新的信息都要乐于接受和消化,并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这又说到著名的贝叶斯定理了。我之前中提过一种说法,要有一种数学化的判断力,用的就是贝叶斯定理的思想。用贝叶斯定理来形成对复杂体系的信念,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同人于野也提到了“贝叶斯定理的胆识”,可以理性正确地看待以下的罕见病的阳性诊断:

题目如下,已知一般人群中HIV携带者的比例是0.01%,那么我们在街头随便找了个人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检测结果是HIV阳性。这种血液检测的手段的准确度有99.99%,那么请问,这个人之真的携带HIV的可能性是多大呢?答案:这个人被误诊的可能性有50%。

只有熟悉贝叶斯的思维模式,才能躲开直觉的思维陷阱。深以为然。

他并不是罗列各种理工科思维的工具,而是通过事情来阐述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一章节说到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历来是作为诸葛亮有智有谋的正面典型。但是分析了辩论的技术之后,发现他并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沙盘推演不同可能性,分析利弊,再说服东吴联蜀抗曹的。相反,诸葛亮在群嘲中处处占上风,目的是为了从气势上压过多方一头。文人这种玩法,就如同两军列阵的时候先派几个斥候先对决一番,重要的不是死伤多少,而是面子。最终诸葛亮显然未能取得东吴群儒的认同,反而拉了仇恨,无法达到对抗曹操的大业。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无谓的争吵恐怕也都是用了这些辩论的技巧,纯粹为了辩论而辩论。

说着说着,感觉和同人于野的观点越来越多相似的地方。

还是要继续读书,多读书,多多泛读。但是随着现在信息的膨胀,书籍的质素也变得参差不齐。吾生也有涯,而书也越来越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再怎么泛读会越来越迷失。所以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我最近用的方式是用时间换数量,不看上市不满一年的畅销书,只看经过时间检验之后有口皆碑的好书。这样的做法也有很多坏处,一是这样的书往往朝着大部头和完整性奔去,看完一本实在太累了,二是时效性不足,又需要碎片化的阅读来补充。

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反而启发了我下一步可以怎么选“书”——或者严格来说,阅读材料:读会议paper和文摘,读年报/招股说明书,读分析报告,读原始材料。这些材料的共同点,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基于特定的目标,经过认真分析、调研、实验、提炼、反复修改而成的作品。读这些材料,结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以及调研和实验的“事实”。方法论自然无需多言,有目的的实验产生的事实要比单单读各种芜杂的新闻时事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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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向萨拉热窝的深渊

1. Serbian Ghost 塞尔维亚的幽灵

1903年6月11日凌晨,28名塞尔维亚军官发动政变,杀入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ar)和皇后的宫殿,并将国王残忍碎尸,皇后,皇室灭门,内阁大臣遭屠戮。这场政变终结了Obrenovic王朝,拥戴在瑞士流放的Petar Karadjordjevic为新的国王。这是Obrenovic和Karadjordjevic两个名门贵族的争斗。这两个家族崛起于19世纪初塞尔维亚脱离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斗争过程。1804年,“黑乔治”彼得洛维奇(”Kara Djordje” Petrovic)发动起义,把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逐出塞尔维亚,但1813年奥斯曼土耳其扑灭了起义并将他流放奥地利。两年后,米洛什·奥布烈诺维奇(Milos Obrenovic)通过政治手段让奥斯曼土耳其承认了塞尔维亚的自治,自封为塞族王子,同时把最大的政敌“黑乔治”给暗杀了,从此开创长达一个甲子的奥斯曼帝国内的自治时代。王朝末代国王亚历山大就项桀纣般凶残,专制地压制议会(Skupstina)的意见,一言不合就把议会解散,Civil阶级对国王怨恨越来越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国王通过克扣军饷成功地把军人阶级也惹毛了,军人中出现了专门筹备暗杀国王的派系。

在周边国家的政治人物眼里,政变的发生并不意外,意外的反而是塞尔维亚民众的反应——这么残忍的屠杀和政变次日,贝尔格莱德还是和往常一样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发生政变的28名军官本应该以谋杀罪名处刑,但不仅只受到有限的刑罚,暗地里还被塞尔维亚人认为是英雄。这些政治人物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吧,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其中包括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Sir George Bonham、英国驻维也纳大使Sir Francis Plunkett。

政变后,两股力量统治着塞尔维亚,分别是职业军队和民选议会。职业军队就是以那28名暗杀者为核心,其中最显赫的叫做Apis。而民选议会则以激进党(Radical Party)领导人尼古拉·帕什奇 (Nikola Pasic)为核心。激进党的纲领是扩张塞尔维亚领土,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塞族人,说白了就是民粹主义。帕什奇的从政经历很曲折,出身是工程师,成立了激进党,支持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流放圣彼得堡,并产生了泛斯拉夫人民情结。他为人的特点是非常圆滑,话从不说死,八面玲珑——一直搞到一战。

激进党的扩张性纲领是有很广泛的民意基础的:塞尔维亚要暴力复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变的军官成了英雄。要复的这个国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杜尚),领土包括现在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中北部、克罗地亚、Temesvar (罗马尼亚境内)、黑塞戈维尼亚——但不包括波斯尼亚。What? 波黑只有黑没有波啊?反正Dusan王国是没有波的,但是19世纪的时候波斯尼亚已经有很大的塞族人口了。以上列举的地区只要讲塞族语的都算,加起来500多万人。搞了这么久才500万人。。。也是醉了。

知识点一:波斯尼亚的首都是什么?参考答案:萨拉热窝。
知识点二:杜尚王国的灭亡是在1389年6月28日,在科索沃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打败。

反正塞尔维亚人想要拿回他们自古以来的领土,这些领土当时不是属于东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如波黑),就是属于西边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家族(如克罗地亚)。当这些地方的人发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或奥匈帝国的起义时,贝尔格莱德都会偷偷资助他们,提供武器和训练士兵,但是公开外交途径上是不能做任何表态的。

1908年,在沙俄外交部长伊兹沃斯基 Alexander Izvolsky的推动下,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尼亚从奥斯曼土耳其脱离,并入奥匈帝国。没想到这个事件引起贝尔格莱德强烈的抵抗,甚至人们游行要求和奥匈帝国开战,也有志愿军开始集结,目的解放波黑。然而所有的大国(俄土奥英法德)都不支持贝尔格莱德的诉求,最终在1909年,贝尔格莱德的民选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解散了志愿军。但是经过了这个事件后,民粹主义已不可抵挡,民选政府和军队的隔阂也更深了。

1911年,地下“黑手党”死亡联盟的成立了,组织者之一有一个人叫做阿披实Apis。阿披实在8年前已经干过一件大事了,他就是当年斩杀Obrenovic国王的28名军官之一。黑手党主要是招募并训练恐怖分子,教他们扔炸弹,炸大桥,搞间谍,打游击。黑手党主要在塞族军队里渗透,阿披实后来成为了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s intelligence division。黑手党还和波斯尼亚青年这个泛斯拉夫的秘密组织来往甚密。波斯尼亚青年在1910年也干 过一件大事:在6月3日召开波斯尼亚国会的时候,一名隶属该组织的黑塞戈维尼亚学生策划了暗杀省长的行动。虽然这个暗杀行动最终失败了,但拉开了之后一系列针对哈布斯堡的政治暗杀行动,包括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的枪声。

1911年9月,意大利悍然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利比亚,奥斯曼土耳其气数将尽了;1912年10月-1913年5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诸多巴尔干半岛国家干翻了奥斯曼土耳其,阿拉巴尼亚和Macedonia都独立了;1913年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半岛国家内部互相干。这几场混战之后,塞尔维亚是最大的赢家,领土几乎翻倍(从18,650到33,891平方英里),特别是吞并了科索沃。长志气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杜尚王国复国有望了啊。但是领土的大幅扩张反而加深了贝尔格莱德议会和军队的内部矛盾。从法理上讲新领土自然也归议会管辖,然而军队近水楼台先得月,实质上已经取得了控制,实行了军政。

塞尔维亚内部这种决策权限的混乱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而言,他们直接接触到的是民选政府下辖的外交部,与他们对话的人是议长Pasic。Pasic从整体国家利益出发,十分清楚扶持他国境内的恐怖袭击,扩张领土,过分激进地追求塞族的利益会遭到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对,所以在外交上会尽可能克制;但是他们又没有实际能力限制军方的活动,甚至连民众的情绪也没办法抑制(作为民选政府,民意就是他执政的基础,怎敢违逆?)。战后清算Pasic应当背负多少引起战争的责任,出现了很多争议,更多的人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萨拉热窝的暗杀行动有关系,但是他应知未知的不作为也难逃其咎。

2. The Empire without Qualities 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

让我们再看看“受害者”奥匈帝国的情况。哈布斯堡王朝曾经统治了大部分的南欧,西起大西洋,东临黑海。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各自统治了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地。但自从1859年,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军队在法国的帮助下打败了10万奥地利军队,意大利独立;1866年普鲁士歼灭了24万奥地利军队,德国独立之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就只剩下奥地利和匈牙利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自拥有一套自治政府,其上并没有设立统一的联邦议会、总理。只有在外交、军事这两个领域里设立了联合部门。

奥匈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11个民族:日耳曼、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鲁塞尼亚,波兰和意大利人。在布达佩斯,选票的分配是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的,Magyars匈牙利人作为富人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的席位,剩下的民族几乎没有选票。而维也纳则开明得多,议会席位非常分散,甚至连官方语言都没有规定,现场也不配翻译,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力使用自己的语言,也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比其他语言都更高等。捷克的党派非常擅长利用这种漏洞,他们上台用捷克语进行冗长的发言拖延时间,甚至朗诵捷克诗歌,但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无法打断。值得注意的是,维亚纳议会的议员有500-1000名,每开一次会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匈牙利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抵挡突厥人的东大门,巴尔干半岛对哈布斯堡而言具有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意义,而且现在意大利和德国都独立了,巴尔干半岛更显重要。巴尔干对圣彼得堡也相当重要: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东扩之路受阻;1907年和英国签订的《盎格鲁俄罗斯合约》也限制了南向波斯(今伊朗)、阿富汗和西藏的扩张;巴尔干半岛成为泛斯拉夫民族扩张的必由之处。奥斯曼土耳其虽然败退,但也隔着土耳其海峡虎视眈眈。三股外来势力加上本土的塞尔维亚人,让巴尔干半岛局势格外复杂。1908年10月5日,奥匈帝国外长Aehrethal宣布吞并波黑,引起轩然大波。

面对复杂的民族和政治形式,哈布斯堡年迈的统治者弗朗兹约瑟夫的太极功力十分了得。他对所有的政策和议题的评论都是一成不变的“挺好的,皇室很欣慰。”老约瑟夫的儿子在1889年自杀后,哈布斯堡皇室的继承人变成了斐迪南王公。斐迪南王公比老约瑟夫思想进步多了,反而是支持奥匈帝国境内民族自治的,特别是对布达佩斯的富人阶级特别不满。按理说塞尔维亚人应当欢迎这位斐迪南王公,可是恰恰相反,贝尔格莱德认为斐迪南的上任将使得奥匈境内各民族安定,反而会损害建立大塞尔维亚王国的进程。于是被暗杀的并不是对塞族最坏的人,而是最好的人。有网文写道:“贪得无厌的斐迪南大公,是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对塞尔维亚早垂涎已久,梦想着有朝一日,也把这块富饶的土地列入自己的版图。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早已激起了塞尔维亚人民的极大愤恨。”并非实情。

从一种有益的行为,到一种有益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知道什么事情是琐事,并极力避免。除非琐事有助于恢复对真正工作的生理和精神能量,且该琐事的执行以完成能量回复为限,完成即不再恋战。

在一片广阔的未知领域探索哲学问题,是他内心的使命,是从上面照亮他个人的一道光。如果不是为了他哲学研究的工作,他的生活将失去意义。这就是他真正的工作。但所谓真正的工作并非一成不变的。

所谓哲学工作,虽然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疑惑,但其采用的方法决不是空谈空想,建立一套顶层理论架构,反过来指导实际问题。他是反理论、反建制的。哲学应当在日常实践中显露自己,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哲学性是自明的。人们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哲学发生关系。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事实上不是创造性的,而是修复性的。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的工作中多了些针对错误的反思。而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虽然他自己的工作是哲学,但他并非像罗素那样到处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反之,他最不喜欢的便是在剑桥大学当哲学教授,以及让剑桥大学出版社付印他的数。他与数学家拉姆塞讨论数理逻辑,到奥地利偏远的向下小学做老师,参加一战,进入医院当药剂师……只有在这些实际工作中才能让哲学态度显露,而非通过演说和出书。

维特根斯坦的神性是超越理性的。这在众多西方哲学家中并非罕见。正是这种神性驱使其走向哲学的道路,也正是因为神性摧毁了他对理性科学的友好态度。一直以来他对科学的发展充满敌意。和阿兰·图灵(计算机科学之父)对骂,和卡尔·波普尔(一个比较审慎的科学党人)对骂。在二战和发明原子弹的大背景下,他觉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毁灭人类。

一个社会,需要10,000个做实际工作的农民、技师、科学家。而维特根斯坦,要且仅需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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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悲伤与理智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我是论述者。

从这本书出现在一堆审计报告中间的那刻开始,就有一种奇妙的异域感觉。想象着一个地方堆满A4纸,装订好的册子封面也只不过一张白纸用36号黑色字体在正中间写了几行字,翻开来都是华文楷体+Times New Roman以及斜角Logo,突然出现一本彩印的32开本硬皮书,不用翻开我就很放心这里面一定不会出现类似“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令人读不懂的语言。然而我不仅仅读懂了还能够默写出来了,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上一次接近他们还是帕慕克的红,因为我一向不觉得存在什么国际文学,只有中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之类的范畴。文学是建立在文字上的,文字是建立在语言上的,语言是无法变成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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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段不是目的——《通向奴役之路》书评

如果你关注经济学,那么一定能发现这么几个名词在最近被提起的频率特别高:奥派铅笔社、新自由主义。哈耶克是奥派和新自由主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而《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也成为浓缩了哈耶克政治经济观点的代表作。

对背景的理解是本书理解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败的德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推行集中式的经济决策和政治管理,国家元气迅速恢复。到了30、40年代,二战爆发,德国在初期战场上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相较盟军中的英国,秉承一贯的自由经济和管理,虽然经济根基更牢,但是面对战争的局面,还是节节败退。直至强硬的丘吉尔上台,在英国推行战时措施,通过命令和计划来指导军需品生产,最终获得了二战的胜利。本书成书于二战时期的英国,那时候各种社会制度思潮相互冲击,都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最好。有英国传统的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还有已被证明暴戾无道的法西斯式的社会,还有遍地开花的各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苏联列宁式的、南斯拉夫铁托式、英国共产党式皆不同)。《通向奴役之路》不是一本正规的学术书籍,里面没有强大的数据和分析,而是一本理念逻辑的宣传品,告诉世人,哈耶克,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怎么反驳其他非自由的经济制度设计的。

50年代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主流,骂的比赞的多。当时的主流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代表的就是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凯恩斯主义在解决1931年的那种经济危机非常在行,而且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也是有目共堵。在这个情况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就成了食古不化的老顽固。直到在70年代,国家经济在反复不断的凯恩斯刺激下阈值越来越高,以至于出现新的经济危机类型——滞胀(Staflation)。在滞胀中,政府支出不断增大却无法挽救原地踏步的经济和实体经济中的失业,而政府支出的增大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持久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此时隔20年哈耶克的理论才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主流。至于最近在中国哈耶克又重被提起,归因于这30多年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硕果累累而困难重重,究竟是计划还是市场,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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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Day6: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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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的香格里拉是《消失的地平线》里的Shangri La。云南的迪庆州说它就是小说里的香格里拉,但我在迪庆州没有找到。

康维、马林逊、巴纳德和布琳克罗小姐莫名被绑架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崇山峻岭中,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一边是高耸的石壁,没有和文明世界沟通的道路,远端一座雪山的白色山锥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白的冷光。最重要的是,他们四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把他们绑架到这个地方来。在山腰上,他们找到了一座精致的喇嘛寺,喇嘛寺里的张先生对他们的意图也守口如瓶,于是他们四人就这么住下了。

好的小说作品都有强烈的代入感。康维、马林逊、巴纳德、布琳克罗小姐、张先生,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康维沉静,马林逊世俗,巴纳德逐利,布琳克罗执念,张先生内敛。在面对这种毫无头绪、与世隔绝境况的时候,马林逊表现出狂躁和对文明世界回归的急切。但康维似乎很享受这份娴静,香格里拉是在困境中不错的栖息地。我承认我代入的就是康维。

“康维有个特点,总喜欢袖手旁观,不过,充满活力和主动性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就在刚才,在他们正等那些陌生人走近的时候,他却没有细致地考虑万一有任何意外发生时他将如何应付。而这算不上什么大胆,也不是冷静,更不是对自己在事发之时有能力当机立断的过分自信。如果从最坏的角度讲,这是一种惰性,不愿意在事情发生时让自己唯一的作为旁观者的好处给溜掉。”这段话若是放在我的身上,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康维不会硬要说服马林逊去接受这种境地,那种浮躁的心态和价值观的背离是没有办法统一的。香格里拉对马林逊来说,就是一处不毛之地,没有家人朋友,没有香槟美酒和舒适的沙发,没有先进的交通交流工具,那些习以为常的世俗之好都消失了。这种消失让马林逊十分的不甘心,也没办法坦然接受新的境地。然而这种与世隔绝的静谧却是康维想要而不可得的,虽然以一种被迫的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到这里,也未尝是一件坏事。

可是后来康维还是跟马林逊离开了香格里拉。我必须说这是这本小说的点睛之笔,有了这个情节,才有了众多读者对康维离开香格里拉的原因的猜测。我的理解是,康维不是因为满足而离开(香格里拉不只在那里,已经在康维心中云云),而是因为害怕。害怕现在喜欢的香格里拉的失落,害怕卡拉卡尔山的静谧被打破。

只有离开,香格里拉才能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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