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有益的行为,到一种有益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知道什么事情是琐事,并极力避免。除非琐事有助于恢复对真正工作的生理和精神能量,且该琐事的执行以完成能量回复为限,完成即不再恋战。

在一片广阔的未知领域探索哲学问题,是他内心的使命,是从上面照亮他个人的一道光。如果不是为了他哲学研究的工作,他的生活将失去意义。这就是他真正的工作。但所谓真正的工作并非一成不变的。

所谓哲学工作,虽然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疑惑,但其采用的方法决不是空谈空想,建立一套顶层理论架构,反过来指导实际问题。他是反理论、反建制的。哲学应当在日常实践中显露自己,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哲学性是自明的。人们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哲学发生关系。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事实上不是创造性的,而是修复性的。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的工作中多了些针对错误的反思。而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虽然他自己的工作是哲学,但他并非像罗素那样到处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反之,他最不喜欢的便是在剑桥大学当哲学教授,以及让剑桥大学出版社付印他的数。他与数学家拉姆塞讨论数理逻辑,到奥地利偏远的向下小学做老师,参加一战,进入医院当药剂师……只有在这些实际工作中才能让哲学态度显露,而非通过演说和出书。

维特根斯坦的神性是超越理性的。这在众多西方哲学家中并非罕见。正是这种神性驱使其走向哲学的道路,也正是因为神性摧毁了他对理性科学的友好态度。一直以来他对科学的发展充满敌意。和阿兰·图灵(计算机科学之父)对骂,和卡尔·波普尔(一个比较审慎的科学党人)对骂。在二战和发明原子弹的大背景下,他觉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毁灭人类。

一个社会,需要10,000个做实际工作的农民、技师、科学家。而维特根斯坦,要且仅需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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