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剪接历史给人的想象——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摘

在书的开头，作者蒋廷黻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关于近代化的问题，书中只是提供了一些观点，但是还不能算解答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林则徐向来是民族英雄，而琦善是公认的卖国贼。然而这里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孰是孰非还是留待读者自己分辨。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大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

……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言论

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同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

咸丰七年（1857）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名琛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一般人相信修筑铁路就坏风水。

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日俄战争，历史上仅有的战场在第三方的国土上的战争。“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不免让人扼腕而叹！

那—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澈底的打败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为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