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叙述，和高中的可以相互补充。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酉历—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万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只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个修明，要求中、日两田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办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园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争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国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船不过四干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

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n)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

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1]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