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叙述,和高中的可以相互补充。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酉历—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万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只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个修明,要求中、  日两田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办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园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争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国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船不过四干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

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个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n)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

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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