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 哲学

智识分子:实用的理工科世界观

今日入了同人于野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这已经是一本老书了,2014年出版的。没错,2014年的书已经变成老书了。同人于野本身的职业是物理学博士,但是这篇文章确实在讲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现象。同人于野的文读起来是很快的,但是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因为阅读和思考的关系,观点会在脑袋里沉淀下来,但是单纯的观点是远远不足以落成完整的文章,这个过程类似学术论文的产生,在有一个基本框架的情况下,还要做扎实的研究和调查,确保引用的故事并非编造。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要远远超过把字码出来的功夫。

我总是会从前言和序开始读,而这本书的序完全可以作为正文的第零章节。序文提到,世界的现象越来越复杂,理论很多,对事物的解释程度和预测准确度缺不见提高。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好多理论看似正确却又常常在现实中被证否,也有相互的矛盾的理论可以同时存在。

尤其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相比,还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各个理论之间相互打架,互相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比如对金融产品价格的预测,可以用capm模型、相对估值法、无风险套利模型……每个模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个对了,还是哪个错了,还是都错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特洛克搞了一项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专家们对于政治事件的预测能力。比如,他在苏联尚为解体的时候让专家们预测苏联未来的命运会比当时更好、更差还是保持现状,并要求专家对各种情况设定一个概率。二十多年后,一切问题水落石出,再回头看当初专家们的预测: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所以再预测未来方面,很多专家的确是“砖家”。

但泰特洛克这个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发现却是,并非所有专家都这么不堪,有的专家预测得相当准确!这个准确与否,与专家的专业从业时间,是否能接触到机密材料,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专家的思维方式。泰特洛克定义了两类思维方式:刺猬和狐狸。刺猬式的思维是只知一件大事且非常深入,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cover“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是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不纠结自己心里已有的大主意。

狐狸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刺猬。

刺猬就是那种芒格说的“在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人眼里,看什么都像钉子”的人。我们要做狐狸,不要做刺猬。

如何用知道的很多小事来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呢?首先是心态上必须是开放的,不要有绝对化的信念。对任何新的信息都要乐于接受和消化,并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这又说到著名的贝叶斯定理了。我之前中提过一种说法,要有一种数学化的判断力,用的就是贝叶斯定理的思想。用贝叶斯定理来形成对复杂体系的信念,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同人于野也提到了“贝叶斯定理的胆识”,可以理性正确地看待以下的罕见病的阳性诊断:

题目如下,已知一般人群中HIV携带者的比例是0.01%,那么我们在街头随便找了个人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检测结果是HIV阳性。这种血液检测的手段的准确度有99.99%,那么请问,这个人之真的携带HIV的可能性是多大呢?答案:这个人被误诊的可能性有50%。

只有熟悉贝叶斯的思维模式,才能躲开直觉的思维陷阱。深以为然。

他并不是罗列各种理工科思维的工具,而是通过事情来阐述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一章节说到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历来是作为诸葛亮有智有谋的正面典型。但是分析了辩论的技术之后,发现他并非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沙盘推演不同可能性,分析利弊,再说服东吴联蜀抗曹的。相反,诸葛亮在群嘲中处处占上风,目的是为了从气势上压过多方一头。文人这种玩法,就如同两军列阵的时候先派几个斥候先对决一番,重要的不是死伤多少,而是面子。最终诸葛亮显然未能取得东吴群儒的认同,反而拉了仇恨,无法达到对抗曹操的大业。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无谓的争吵恐怕也都是用了这些辩论的技巧,纯粹为了辩论而辩论。

说着说着,感觉和同人于野的观点越来越多相似的地方。

还是要继续读书,多读书,多多泛读。但是随着现在信息的膨胀,书籍的质素也变得参差不齐。吾生也有涯,而书也越来越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再怎么泛读会越来越迷失。所以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也很关键。我最近用的方式是用时间换数量,不看上市不满一年的畅销书,只看经过时间检验之后有口皆碑的好书。这样的做法也有很多坏处,一是这样的书往往朝着大部头和完整性奔去,看完一本实在太累了,二是时效性不足,又需要碎片化的阅读来补充。

不过看完这本书之后,反而启发了我下一步可以怎么选“书”——或者严格来说,阅读材料:读会议paper和文摘,读年报/招股说明书,读分析报告,读原始材料。这些材料的共同点,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基于特定的目标,经过认真分析、调研、实验、提炼、反复修改而成的作品。读这些材料,结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以及调研和实验的“事实”。方法论自然无需多言,有目的的实验产生的事实要比单单读各种芜杂的新闻时事更加深刻。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472503/

日常的科学:形式逻辑还原法

有时候学习一些新东西,花了好长时间看书练习,还是觉得效果不好,没有吃透。花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少,浑浑噩噩地,进步却没多少。工作也是,加班加班加班,看项目看项目看项目,像反复玩无限关卡的游戏一样,打完一关又一关,每次只是收获了一句“恭喜过关,请准备下一关”,连打游戏的技巧都没有提高。

TVB剧《爱回家》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爷爷批评学渣金城安,怎么这么笨老是学不会。金城安说人各有长处,只不过恰好有人的长处是考试,而他的长处是玩游戏罢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出要跟学霸熊心如比试玩游戏。金城安挑了一个他最近玩了好几百小时的游戏,而熊心如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她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用来熟悉游戏。

第二天,在全家人的见证下,金城安和熊心如开始了正式的比赛。经过激烈的比拼,出乎意料的是熊心如竟然赢了。熊心如是怎么做到的呢,她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上网查了各种攻略,记忆并计算一下背后的技术参数,然后再练习下几个有用的操作动作。最后的结果,一个晚上的聪明努力,胜过了几百个小时反复的重复。

连续剧中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可以否认的是,有些人在游戏上确实很有天分。顶尖选手比赛是神仙打架,绝大多数人玩游戏只是低水平地重复斗蛐蛐。所谓“天分”其实也不是完全神秘不可言的,归根结底是游戏中的即时判断——即时判断不同战术的优劣并做出决断。有时候说“大局观”和“预判”,都是基于对游戏规则和对手心理的深入理解,建立了科学的决策评价体系的结果。

做啥事情如果不带着点目的和方法,那跟咸鱼没啥区别。

人类知识的来源是什么,人类做判断和预测的准确性如何得到提高?
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已经干了几十年,我们会说他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但是年限并不保证他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在厂房里干了一辈子,也摸了一辈子的车床,最后只是熟悉特定品牌的车床的操作;一个年轻人很聪明,很快能把握事情的关键,举一反三,但是他见过的世面不够多,常有他想不到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

人的知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我称之为纯粹经验。知识也需要人类理智的加工,这种加工方法的存在不依赖于外界事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是先天自洽且自明的,我称之为纯粹逻辑。

人的逻辑理性是很懒惰的,最擅长处理的是相似性,而不是逻辑的确定性和完备性。例如:某个罕见病的初诊结果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5%,如果有人初诊结果为阳性,请问他真实得了这个的病的概率是多少?可以稍微思考下再看结论。

那些回答95%的同学,请回去重修概率论,特别是贝叶斯后验概率的章节。

得病的概率近似于初诊准确率的前提假设,是该病的发病率接近为50%,或者我们没有充分的数据支撑该病的发病率显著低于或者高于50%。而一个“罕见病”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发病率的。如果脑海里反应得出是贝叶斯概率,那么很快就能发现缺少了发病率这个关键参数。所以确定正确科学的分析框架,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形式逻辑还原法

如何确定这个分析框架呢,我称之为形式逻辑还原法。首先保持一种严谨分析的怀疑主义态度,日常碰到的结论和推理都不会天然绝对的正确,都有其成立的假设和前提条件。还原法的本质就是仔细分析每个结论和推理的逻辑过程,将推理拆分成形式逻辑和前提假设两个部分。其中形式逻辑就是先天自明的绝对正确的部分,其推理的过程不取决于任何现实情形的是与否,它的正确性已无法再质疑(比如矛盾律,同一律等形式逻辑)。剩下的前提假设就是需要做判断:现实情形是否跟前提假设一致?

Read more

从一种有益的行为,到一种有益的态度

维特根斯坦知道什么事情是琐事,并极力避免。除非琐事有助于恢复对真正工作的生理和精神能量,且该琐事的执行以完成能量回复为限,完成即不再恋战。

在一片广阔的未知领域探索哲学问题,是他内心的使命,是从上面照亮他个人的一道光。如果不是为了他哲学研究的工作,他的生活将失去意义。这就是他真正的工作。但所谓真正的工作并非一成不变的。

所谓哲学工作,虽然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疑惑,但其采用的方法决不是空谈空想,建立一套顶层理论架构,反过来指导实际问题。他是反理论、反建制的。哲学应当在日常实践中显露自己,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哲学性是自明的。人们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哲学发生关系。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事实上不是创造性的,而是修复性的。它的作用在于使人们的工作中多了些针对错误的反思。而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虽然他自己的工作是哲学,但他并非像罗素那样到处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反之,他最不喜欢的便是在剑桥大学当哲学教授,以及让剑桥大学出版社付印他的数。他与数学家拉姆塞讨论数理逻辑,到奥地利偏远的向下小学做老师,参加一战,进入医院当药剂师……只有在这些实际工作中才能让哲学态度显露,而非通过演说和出书。

维特根斯坦的神性是超越理性的。这在众多西方哲学家中并非罕见。正是这种神性驱使其走向哲学的道路,也正是因为神性摧毁了他对理性科学的友好态度。一直以来他对科学的发展充满敌意。和阿兰·图灵(计算机科学之父)对骂,和卡尔·波普尔(一个比较审慎的科学党人)对骂。在二战和发明原子弹的大背景下,他觉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毁灭人类。

一个社会,需要10,000个做实际工作的农民、技师、科学家。而维特根斯坦,要且仅需要1个。

豆瓣书籍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732812/

对诸如奇葩大会之类的辩论活动的批判

奇葩说从开播到现在我都没怎么看,主要是我对辩论活动并无好感。至于为什么我那么讨厌辩论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但简而言之,一切辩论赛/活动都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虽然辩论标榜逻辑,但是和真正的严谨理性相差甚远。实际上,一名好的辩手是一个好的政治宣传家,而不是好的分析师、科学家、哲学家。

辩论无法对辩题做出有意义的分析。为了赢得辩论,双方辩手要对辩题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读,把战场划界为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可是这有什么不对的吗?问题就在于,如此辩论导致了话题的漂变,回避了真正困难的话题。例如论题为“网络游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反方可以通过话术把“网络游戏”引申为“网络游戏上瘾”,如此得出弊大于利的结论。可是这个结论有意义吗?啥东西上瘾不是弊大于利,抽烟上瘾损健康,吃饭上瘾会变胖,读书上瘾会变傻。弊大于利的是“上瘾” 而不是“网络游戏”。

反方接着列举弊端ABC,正方对应列举好处1234。根据4>3的小学数学,正方说综上所述利大于弊。反方说你的好处1234合起来都没有弊端ABC大,正方说合起来就是比ABC大。可是“大于”的标准在哪里,怎么定?通常1234和ABC都是不同范畴的事情,正方说网络游戏可以放松身心,反方说网络游戏上瘾会荒废身心,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比较放松身心和荒废身心的效用,怎么归一化,怎么量化比较?

有人开始用统计数据来进行量化,正方列举某个统计结果,反方列举了另一个统计证据,这在审计中叫做“矛盾性证据”。出现矛盾性证据需要做什么?需要调和,英文叫做Reconcile,需要找到Common ground。矛盾是不存在世界上的,出现矛盾的唯一可能性是错误。要不是逻辑错误,要不是范畴错误,而且大多数情况是范畴错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并不能通过辩论中采用的办法,只是从表象上解决, 把对方的矛辩成茅,把盾辩成遁。

你需要正视反面的事实,制定统一的可证实证伪的规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操作。在没有规定好评价体系规则之前,列举的任何实例和论据都等同于耍流氓。可有哪个辩论赛最终能够Agree on an uniform methodology to quantify the impact? 辩题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么,首先要确定“大于”是什么意思,首先明确“大于”不应该是个数的多少,而应该是程度的高低深浅。其次确定弊的程度和利的程度的量纲怎么定义,应当是一维的还是多维的。第三,如果出现多个弊端或者利好,且他们之间并非一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叠加和抵消关系是如何。第四,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利弊的程度出现了变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如何进行比较……如果连定义“大于”都没有一致意见,辩论结果有何用?最终无非是谁大声(说的好听)谁赢罢了,人类的知识并没有增进,困惑也没有消解。

辩论运用逻辑作为工具,但是不是真正拥抱逻辑。辩手需要寻找对手逻辑的漏洞,以此为攻击点,然而这是一件非常肮脏的行为。因为,任何一段试图传达有效信息的命题都是片面的,可以被攻击的。没错,任何一句。只有一种命题是让人找不到漏洞的,那就是同义反复的废话。“A是A”这个命题具有先天的正确性,我可以把“A”替换为任意的概念,然而这显然是一句废话。如果我试图表示“A是(像/具有……特征/属于/包含)B”这样的信息,由于概念A和概念B本天然就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否则为什么要分别用两种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呢),所以A和B之间要建立任何联系,都要有前提和语境,而且这些前提和语境无法被语言完整说出,而只能被表现和感受出。

古有公孙先生的“白马非马”之辩,如果用A代替“白马”,B代替“马”,则得到通用命题“A是不是B”。好,整个辩论过程可以总结为:正方:定义满足A是B的语境(“这里的是字,代表从属关系”)。反方:定义满足A不是B的语境。(“这里的是字,代表同一” )。正方:你定义的语境是不存在的(“你扯蛋”)。反方:我方语境比对方的更通用(“扯的是你的蛋”)……结果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本身就知道白马从属于马,知道马和白马这两个集合概念的层级不一样,知道语言中有约定俗成的延展(比如白马王子显然就不是什么白色的“马王子”),在实际的语境中,我们本来就能明确地区分白马和马的概念。想象一下,开马戏团的甲向养马的乙约定购买一匹“马”,最后乙给了甲一匹白马,乙违约了吗,因为白马非马?再想象一下,命题“马是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之一,有白色,棕色,黑色等多种颜色;因为白马是马,所以白马也有多种颜色”这句话,能因为白马是马而变得正确吗?最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清晰程度,并不因为辩论的结果而有任何影响。

真理越辩越明,错。实际上辩论根本就不在意什么真理,只在意情绪。辩论的对象即不是辩题,也不是对方辩友,而是自己、观众和裁判。网络上的争吵也是一样,不要以为争辩的网友在试图说服对方,不,辩论永远无法说服对方。他们只是虚荣地展现自我给围观的人看。而围观的人,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罢了。

短评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

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对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的实用主义。这样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毋宁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处事方法。例如休谟的一方面在象牙塔中秉持绝对严格的怀疑主义,但他不会将这种严格怀疑主义带入世俗的人情往来之中。实用主义不理会休谟严谨那一面的,实用主义并不算得上真正系统的哲学。

James说人应该诚实(Veracity)。所谓“诚”,包括同样重要的两方面,相信真理和避免错误。怀疑主义便错误地把避免错误的方面扩大了,而忽略了“相信真理”的方面。如果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了解到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我相信这种解释就存在相信真理的可能性;如果什么都不相信,则完全不可能触碰到真理了。所以人面对一种解释,只要不存在明确的反对证据,那么应当选择相信它。适用到宗教的语义下,虽然基督教对世界的解释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那么一个人应当接受基督教,因为至少存在基督教是真理的可能性。

罗素的两条反驳甚为精彩,都是通过Veracity的原则推论出荒谬或者矛盾的结论。第一个例子说你想要找一个叫做“Ebeneze Wilkes Smith”的人,但你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按照Veracity原则你应当相信第一个遇到的陌生人就是他,因为这样至少还有认对人的可能性,相比否定所有人更接近真理,而这种做法显然是荒谬的。第二个例子说的是如果不是单一的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比如中国的一个人,面对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回教,应当要选择相信哪一种呢?这5种宗教中最多只能一种是真理,那么相信其中一种宗教,就意味着有1/5的可能相信真理,而有4/5的可能性选择了错误,这就和“相信真理和避免错误是同样重要的两方面”背道而驰了,没有一种选择能符合Varacity原则了。

既然说到William James,不得不说John Dewey(杜威)。杜威最有名的一名中国学生便是胡适先生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样的实用主义虽然没有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但是中国儒家的经世济国的思想其实跟实用主义的理念殊途同归。中国人一直都是实用主义的践行者。

On 悲伤与理智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我是论述者。

从这本书出现在一堆审计报告中间的那刻开始,就有一种奇妙的异域感觉。想象着一个地方堆满A4纸,装订好的册子封面也只不过一张白纸用36号黑色字体在正中间写了几行字,翻开来都是华文楷体+Times New Roman以及斜角Logo,突然出现一本彩印的32开本硬皮书,不用翻开我就很放心这里面一定不会出现类似“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令人读不懂的语言。然而我不仅仅读懂了还能够默写出来了,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上一次接近他们还是帕慕克的红,因为我一向不觉得存在什么国际文学,只有中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之类的范畴。文学是建立在文字上的,文字是建立在语言上的,语言是无法变成全世界的。

Read more